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 黑店老板孙二娘，绰号母夜叉。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擦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眉横杀气，眼露凶光。

母夜叉的丈夫张青武艺没她高强，这个店不姓张，孙二娘的黑店是祖传的，她父亲叫山夜叉孙元，是江湖上的前辈绿林中是有名的。武松眼中看到的这个黑店是“墙上挂了几张人皮，梁上吊了几条人腿”，孙二娘就是一个娴熟于江湖黑道的杀人狂。

话说母夜叉在孟州道十字坡与张青开酒店卖人肉，专干杀人夺货的勾当。武松被发配到孟州路过十字坡，险些遭到孙二娘的毒手。武松假装喝醉酒捉住了孙二娘，张青求饶，武松遂与张青、孙二娘夫妇相识。孙二娘后来跟随张青上了梁山，主持梁山泊西山酒店，迎来送往，打探消息，是梁山第一百零三条好汉。人称“梁山妖艳第一”。随宋江征讨方腊时，孙二娘阵亡。

如今，大家都知道大起大落的巨人集团创始人史玉柱，此人生性好赌，做事更是与众不同。他的前妻董舂兰由于不理解史玉柱的做派，在摘掉一个肾后选择了离婚，史玉柱把存折上的19万元全部给了董春兰。至于史玉柱的现任老婆，盛传是巨人集团的副总裁程晨。

虽然他们两人没有办理结婚手续，从法律上说程晨不是史玉柱老婆，但据集团内部人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就连史玉柱与前妻董春兰生的女儿史静有时候都称呼程晨为二妈，程晨成为现代版的孙二娘。由于程晨临危受命，在四面楚歌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帮史玉柱征南战北开疆扩土，为史玉柱打下一片江山。犹如孙二娘再显神灵，实乃巾帼英雄！

说实话，史玉柱的成功确实在某些地方要归功于他的前妻董舂兰,但两人的感情生活并没有像在统计局那个事业单位里那么顺利。

1991年,董舂兰选择辞职,到深圳去给史玉柱当公司会计，史玉柱过于投入事业，生活中是个内向而不善于沟通的人。当需要表达的时候，他才会滔滔不绝，他更习惯于处于中心位置。史玉柱在大学里朋友不多，他养成了跑步的爱好，,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再跑回来，坚持了4年。

史玉柱是个不懂生活的人，结婚后家里的什么事情都不管，俩人天天吃食堂，搞软件设计的时候一连吃几天的方便面也是常事。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什么爱好，唯一喜欢的就是看书。

1995、1996两年史玉柱仍然保持着每天看一本书的习惯。主要是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籍。晚上21点半之后就不工作了,早晚看完一本书才睡觉,第二天早晨10点多才起床,即便是出差也是如此。他在珠海的办公室,三面都是书架,而且他对看过的书一般都记得。

史玉柱和妻子在深圳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董春兰在深圳生病住院割掉一个肾，史玉柱都没好好关心过她，这让她很伤心。史玉柱也抱怨董春兰：“受不了这个女人了，她冻结了我的帐户。” 离婚的时候，史玉柱把存折上的19万元全部给了董春兰。离婚后，董春兰回到合肥创办会计师事务所。

史玉柱不同，他通过接受教育和对技术的热爱而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并因此获得成功，创办了自己的集团公司，这简直就是一个“知识改变命运”的标准样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会认同媒体给史玉柱加封的“中国的比尔·盖茨”头衔，而他的创业史,也在一遍一遍的传播之中，被塑造成了一个“创业神话”。这个“神话”的开端，是27岁的史玉柱和4000元资金。

1989年7月,史玉柱来到深圳之后,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深圳大学,偷偷“混进”学生宿舍栖身,偷偷“混进”机房,借用学校的电脑编写程序。但史玉柱毕竟已经不再是深圳大学的学生,不久,他就被机房的管理员发现,无法再到机房“蹭”机器用了。于是,他不得不通过熟人找到配置有计算机的学校办公室,别人下班了他“上班”,别人不用计算机的时候他接着用。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开发了M-6401桌面文字系统。

经过近一个月努力,他在固化字体、增加字库、批处理的基础上,还解决了所见即所得的界面问题,集录入、排版、编辑、打印于同界面,并且所有功能都以中文窗口菜单提示,经过综合压缩,保证大字无锯齿,小字笔画均匀。他确信M-640l是一个成熟产品。刘春峰让史玉柱把他的软件拿去压缩成一种卡,可以装进电脑主机里。“汉卡”这个名字因此而来。

有了产品,想要把它卖出去,史玉柱还需要有个公司。他联合另外三个伙伴钱宇、姜巨满、蔡玮,用他带来的4000元钱,承包了深圳大学科技工贸公司电脑服务部。这个时候,史玉柱开始显现出他的胆量。由于公司需要有电脑才能工作,而史玉柱已经没有钱再去买电脑,他想出一个办法,用9500元的价格向电脑公司购买一台售价为8500元的电脑,条件是延期付款,在半个月后支付这9500元。这相当于以1000元的租金来租用电脑半个月。

拿到电脑后,史玉柱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打广告。他仍旧使用了买电脑的办法:延期付款。最后,由IDG投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IT界享有盛誉的《计算机世界》报同意了他的要求,刊登了一则半版广告,广告费可以在半个月之后支付。史玉柱赌的是他可以在15天内卖出软件。

由于时间紧迫,日后以营销著称的史玉柱设计的第一个广告非常简单,在1989年8月2日的《计算机世界》上,半个版面的广告位只印着一行大字:“M6401,历史性的突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了。如果在15天里没有订单的话,史玉柱恐怕就只能去电脑公司打工,来还清他欠的钱了。当然,这个结果并没有出现。在第13天,史玉柱终于收到两张订单,近两万元的货款。

这两万元可以算得上是史玉柱的“第一桶金”。之后,史玉柱把所有的收入再次投入广告。如同滚雪球一般,M-6401给史玉柱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收入,4个月后,他们的营业收入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

1990年1月,史玉柱决定开发升级版本M一6042。他们包下深圳大学的两间学生公寓,准备了20箱方便面,把自己“关”了整整150天。这5个月“集中营式的生活”的成果,是功能更强的M一6042汉卡。但对于史玉柱来说,M-6402的代价却不仅是150天的封闭研发。当他完成M-6402,回到他在深圳安宝大厦的临时住所时,发现家里已是空无一人,他的妻子离开了他。

经过半个多月的商谈,史玉柱没能让妻子回心转意,两人离婚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对史玉柱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很快,史玉柱就注册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名字叫做“巨人”。本来,他想把公司注册在深圳,但是深圳工商局不给注册“巨人”这两个字,于是,史玉柱把公司注册到了珠海,这是1991年4月的事情。虽然公司注册在珠海,但直到1992年7月之前,公司事实上的总部仍然在深圳。

新公司的全名是“珠海巨人新技术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员工15人。史玉柱这样解释公司的名字:“IBM是国际公认的蓝色巨人,我用‘巨人’命名公司,就是要做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不过,在做中国的IBM之前,史玉柱先得解决眼前最迫切的问题:竞争对手的冲击。

程晨，南京人，聪明乖巧，对人和善，喜欢笑，但和史玉柱非亲非故。1995年6月，20岁的程晨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在父亲安排的期货经纪公司和巨人集团之间，她选择了后者作为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史玉柱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人物。他1989年辞去公职，用借来的4000元创业，卖起了汉卡（将电脑软件中文化的平台），之后他在珠海成立巨人集团，宣布要做“中国的IBM”。

程晨进入巨人集团的1995年，正是史玉柱最辉煌的时期：巨人集团产值超过10亿元，巨人大厦动工，脑黄金热销后，新开发的12种保健品投放市场，史玉柱也被《福布斯》列为内地富豪第8位。

到巨人集团江苏公司报道的第一天，程晨在办公楼下复印材料，看到她手头巨人集团接收函的老板竟大呼，“你是巨人的呀！”这种满足感让程晨干劲十足。她从最底层的促销员开始做，三个月后转为正式业务员，半年后升为业务主管。她性格外向，勤奋上进，别人花8小时跑业务，她在8小时外还与客户联络感情，不管什么区域什么客户她都能提高业绩。

那时有一个商场客户，一年多都不给公司结款，程晨接手后，从不与她谈钱的问题，而是在下班后主动帮她接小孩，客户后来也主动结清了所有货款。程晨迅速成为公司的销售明星，也迎来了第一次重要提升。

1996年3月，史玉柱带着公司高层前往江苏检查销售情况。当时南京公司经理空缺，21岁的程晨临危受命。但她心里没底，南京公司当时的销售成绩排在全国后十名，史玉柱又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在检查中，史玉柱大发雷霆，给南京公司打了零分。晚上11点公司召开紧急会议，程晨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史玉柱。

“你准备用多久来改变这个情况？”史玉柱问。

“一个星期。”程晨的回答引起与会人员一阵哄笑，史玉柱也笑了，他没有再责怪这个小姑娘，他知道，程晨没有任何经验，但有做好的决心。

史玉柱走后，程晨做了几件事，一是把南京地区客户重新梳理，重要客户全自己负责；二是从卸货开始，参与业务的各个环节；三是每个月底接收总公司的业绩表时，让所有业务员都站在传真机前亲眼看到自己的成绩。两个月后，南京公司业绩进入全国前十，三个月后成为全国第一。

程晨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一家公司做一个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小领导。在巨人，她用半年就做到了。

她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这可能与她的家庭有关。她有一个被定为“反革命”的爷爷，做了20年牢，直到小学四年级，她才知道爷爷的存在。因为家庭成分的关系，程晨父母都是低头做人，在工厂里做普通职工。“我的童年是没有玩具的，”程晨回忆说，“母亲每天骑车把我送到一个很远的幼儿园，和一群小男孩撒尿和泥巴玩。”

这样的家庭，让程晨学会了自立、勤奋、坚韧，特别是脚踏实地，史玉柱给了程晨改变命运的机会。因为出色的销售成绩，1996年7月，程晨被调往珠海的巨人总部，成为史玉柱的行政助理，同时调往总部的还有云南公司的一位男性员工，他们被称为公司的“金童玉女”，被列为公司的后备干部培养。

在当时的巨人集团，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主力军，23岁的部门主管，25岁的副总比比皆是。“林彪20多岁当军长”是史玉柱的名言，他说现在没有年轻的将军出现，不是年轻人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机会。

在1990年代中期，史玉柱的这些话是极具煽动力的。南方鼓动着市场经济的浪潮，创业者制造着一个个“先富起来”的神话，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渴望脱离体制的禁锢，而决策者也需要一个从改革开放中受益的榜样。无论对政府还是个体，敢作敢想的史玉柱都是典范。

“后备干部”程晨在珠海的第一个月十分狼狈。她没有了销售成绩的刺激，每天跟着史玉柱开会、见客户、整理文件，还被史玉柱摔过杯子，骂过“无能”。虽然是行政助理，但她不会用电脑打字，更不会用电脑办公；史玉柱每天从中午12点工作到晚上12点，她就必须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12点；最要命的是，她很想家，想念南京，他不习惯南方以自我、自私为中心的文化。

有一次开会后，史玉柱拿到程晨的会议纪要，开玩笑地说，“这次打字还挺快的嘛。”程晨没有高兴，反而提出要回南京。史玉柱的“家庭式管理”在这时发挥了作用，他安慰程晨，“从今天起，你喊我史叔叔吧，这样你会有家的感觉。”

史玉柱还要求程晨写一个成长计划，重新定位自己，设计人生。

“我可以设计自己的人生了，而史玉柱给了我舞台，”这是程晨留下来的原因，也是她后来一直站在史玉柱身边的动力，“当时巨人上上下下对史玉柱都有些盲目崇拜，他确实有光环在，而且他说到做到，让人信任。”

在得到更多机会参与巨人的核心业务后，程晨也意识到公司正面临困难。1996年下半年，巨人集团的会议越来越多，从初期的事务性会议，慢慢变成资金协调会，最后变成还款计划会，员工工资开始缓发，报销也暂停，建设巨人大厦随时可能引起巨人集团的资金链断裂。

1997年1月18日，史玉柱率领巨人集团30多位核心成员汇集安徽黄山脚下的太平镇，召开一场名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部会议。那时他已经取得一笔意向中的贷款，能帮助巨人度过难关。会议中，史玉柱是最后一个作自我批评的，他总结了自己三点过失：一、决策过程不科学；二、带着公司搞大跃进，太急功近利；三、不尊重员工的想法。

下午4点多，程晨接到珠海同事的电话称，一个重要文件要马上转给史玉柱。传真机吐出第一页纸，“巨人史玉柱身陷重围”几个大字冲入程晨眼帘，这是深圳《投资导报》的报道，巨人危机终被媒体捅破。她来不及往下看，就把文件交给了史玉柱，会场一片沉默，20分钟后，史玉柱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四个字——“天亡我也”。合上本子，他继续开会。

程晨记得，那天黄山的雪下得很大，是一年中最冷的一天，她从这一天开始迎来职业生涯中最艰难、最忙碌、最具挑战的一段时期。她的角色不再是一个行政助理，而是要与史玉柱共度危机的公司砥柱。1997年春节，巨人集团近一万名员工被遣散，巨人倒地。

“当时真的很感伤，以前每个隔断要挤两个人的办公室，最后就剩下30几个人，”程晨说，“大家同吃同住，不愿意离开，谁都不相信巨人会真的倒下，史玉柱会站不起来。”

程晨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多如牛毛：躲债、抵押、合作、借款，很多事情来不及向史玉柱汇报，她就必须立即做决定，“那时我学会了把事情分类，先处理最重要、最急切的事，然后做急切的事，最后做重要的事。”

在每天收到的信件中，写给史玉柱的求爱信几乎没了，很多是寻求合作的信，还有一些是鼓励史玉柱的信。有一次，程晨读到一封来自浙江大学的信，是四个大学生联名写的，他们在信中写道，“史玉柱，你不能倒，你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偶像，如果你倒下了，你就会辜负一代人。”

程晨把信转给了史玉柱和其他员工，看过信的人，都哭了。

处债务危机的史玉柱非常潦倒，他成了中国“负债最多的人”，发不起员工工资，和员工一起吃住在公司，去外地也只能住几十元的招待所。在最困难的时候，程晨向父亲寻求帮助，“那时候很多人都帮过公司，我也跟父亲说，能不能帮公司一把。”

程晨最终从家里筹到了十万美元，解决了史玉柱的燃眉之急，“当时可能是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根本没有时间想离开，就想挺过去，而且史玉柱也没说要放弃。”

痛定思痛之后，史玉柱对程晨说，“谁也救不了巨人，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史玉柱还明确了两件事：欠下的债无论如何都要还，但要用钱生钱才能将债务还清；未来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还是要回到保健和IT这两个老本行。

1998年6月，史玉柱借到了50万元，带着一批人来到江苏，用脑白金这个新产品启动无锡和江阴市场。为确保万无一失，史玉柱和程晨等核心团队每天都下到农村，和消费者面对面访谈，推销产品。一个月后，公司帐面余额从50万元变成了75万元，巨人看到了希望。

8月18日，程晨请缨带着25万元开拓南京市场，她天才的销售能力和地缘优势迅速打开了市场。一个月后，她用25万赚到了23万元，第二个月赚到了50万元，第三个月赚到了100万元，“整个集团一片沸腾，离开的人也回来了，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把脑白金做起来了。”

江苏市场成功后，程晨又受命开拓上海市场。由于公司当时没有在上海注册公司，她的办公室几次被工商部门查抄。第一次遇到查抄时，程晨整个人都懵了，在去工商所接受调查的路上，史玉柱打来电话，责骂她上海的广告没有做好，这让程晨更不敢向他汇报上海的情况。一到工商所，程晨就大哭起来，“当时就是觉得委屈，忍不住。”

工商所的干事见到小姑娘哭得这么伤心，也就和她拉起了家常，他们听程晨讲史玉柱的创业，讲巨人如何还债，听到最后，干事们成了程晨的叔叔阿姨，遇到的问题也顺利解决。这个事情传出去后，公司一旦出现这样的事，史玉柱就会开玩笑地说，“你们去哭呀，像程晨一样去哭呀。”

在上海市场开拓一年，程晨就创造了一个亿的销售额，她成了史玉柱最得力的臂膀之一。在上海市场的刺激下，巨人业务全面恢复，2001年巨人资产超过5亿元，史玉柱也履行了当年的承诺，将欠下的债务一一还清。

“巨人倒下，我们交了上亿元的学费，换来很多经验和教训，”程晨分析巨人能东山再起的原因，“加上第二次创业的激情，激励着我们往前冲。”

2002年后，程晨成为巨人集团常务副总裁，全面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品牌管理。和史玉柱打拼了十年，风风火火，风雨沉浮之后，程晨也在考虑自己的定位，“我曾经自我膨胀，认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干，把史玉柱身上的优点缺点都放到自己身上，没有做筛选。”程晨很清楚，自己是不可能也不愿意做史玉柱第二的，“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

没有了20岁的盲目崇拜和头脑发热，她能更客观地评价史玉柱，“他有自己的人格魅力，但他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她也时常劝史玉柱，“你不用把一个目标的实现时间压缩到10年，你可以用30年从容去做，这样会更平和，更踏实，更顺畅。”

在巨人集团2007年的元旦晚会中，程晨被临时邀请上台讲史玉柱的故事，她讲了史玉柱困难时候的故事，讲他发小孩子脾气的故事，讲他们在西藏命悬一线的故事。回想起十年前为何没有离开史玉柱，离开一个名存实亡的“巨人”，程晨的理由依然很简单，“可能就是不甘心，可能就是充满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