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烦恼、无奈、麻木、抑郁、癌症，看不到幸福，看不到快乐。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这都是怎么了？
2013年1月份北京，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

那个月里头，我还去了四个地方出差：陕西、河南、江西、浙江。回头看视频里的天空，当时的中国正被卷入一场覆盖了25个省市和6亿人的大雾霾，但有我的嗓子有意向，在西安那天晚上咳得睡不着觉，我就切了一只柠檬放在枕头边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怀孕了。

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对她没有任何别的期望了——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的。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后来我辞职陪伴她、照顾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去哪我都没戴过口罩。现在有生命抱在你怀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来负责，你才会感到害怕。那场雾霾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2013年底)，它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了。

这是2014年整整一年的北京，只有空气和良的时候，我才能带她出门，但是这样的天能有多少呢?污染天数175天，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样关在家里面。十年前那个环保局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孝义是山西的缩影，山西是中国的缩影”。短短十年，我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现实。

天津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97天

沈阳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52天

成都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25天

兰州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12天

石家庄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264天

有的时候早上醒来我会看到女儿站在阳台前面用手拍着玻璃，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她想出去。她总有一天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关起来?外面到底是什么，它会伤害我吗?这一年当中我做的所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雾霾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雾霾是什么呢?我有时候会把灯关掉，我想看一看，我知道PM2.5就存在这当中，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所以它们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见光，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大量的样本显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标20倍。所有这些致癌物都附着在刚才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采样膜的表面，一种叫做黑炭的物质上，它非常小，只有0.2微米，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两克黑炭能有多大?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在中国这样的黑炭有多少呢?这是2009年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做的一个测算，那个紫得发白发亮的地方是中国，(黑炭)它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飘荡。

在中国每年因为大气污染过早死亡的人数是50万人。在这场跟人类的战争当中，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这些小孩大多才两个多月大，还没有出过门，但是已经得了肺炎，他们在接受雾化治疗。在2013年1月份，重雾霾期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有二十七个城市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Edward Lagrence Avol(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临床预防医学教授)：如果让他们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们受到一部分功能损伤，他们暴露的第二天，他们的损伤没有第一天那么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适应性”，而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部分功能，损害已经发生。

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这十年来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给了我这条曲线，这是2004年。

11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但是我们有PM10，她是根据当时的估算，那个时候在污染期的话，PM2.5可以达到三百到四百，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

人们在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呛人的味道，但煤炭带来的温暖和能量在当时更重要。1980年前后，北京市内有3700家工厂，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农业大国来说，烟筒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



过去30年内，我国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虽然吸烟和老龄化仍然是这个数字的主要因素，但细颗粒物明确的致癌风险，越来越得到重视。2012年，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随着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

我戴着口罩逛街，我戴着口罩购物，戴着口罩去跟朋友见面，我用胶条把我们家门窗每个缝都给它粘上，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她冲我笑我都会感到害怕，说实话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这么活。所以每次碰到有人问我说，你到底要干嘛做这件事情。我只好简单地告诉他，这是我跟雾霾之间的一场私人恩怨。我要知道它从哪儿来，我要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煤炭：先让中国腾飞，再让中国“遭罪”

中国的PM2.5，60%来与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这种燃烧的强度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在2014年，这个数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的燃烧强度，可以看看中国有多亮，那个烧得发红发亮发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国家。从图标来看的话，它比欧洲高出三到四倍，我们烧了这么多化石能源。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间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化学反应。

在南威尔士被废弃的矿坑深处，埋葬着英国工业时代的心脏，它曾经驱动过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可怕的黑色灾难。在1960年年代，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完之后，其他的国家纷纷开始减少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但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这个已经封闭了多年和落后了多年的国家，迫切地需要一种巨大的能量能让自己起飞，它的选择是煤炭。这是它增长的曲线。

那中国这么多煤用在哪儿?2013年这36亿吨，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3亿8千万吨烧在京津冀，而这3亿8千万吨当中，有三个亿烧在河北。

熊跃辉(国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原华北督查中心主任)：有60%以上的钢铁企业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环评法甩在一边不用，就是一直通知停止审批，不管你合法的、不合法的都停止审批，真正的破罐子破摔的就是黑户，监管部门都不想去触及这一块，关的了吗?能取缔的了吗?一千万吨钢是多少人就业?10万人就业，河北的钢铁是到了什么程度?已经到了你取缔不了的程度。

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别人一百年走过的工业华的道路，所以我们煤的污染之上还要再附加油的污染。那么我们的油怎么了?我们的油大部分烧在车上，我们的车在十年之间增加了将近一个亿。北京本地的污染源当中，最大的就来自机动车。

尴尬的不止环保部门，空气中都是钱的味道。

车多就污染吗?北京市交通委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东京90%以上的人在坐轨道交通，他们只有不到6%的人在开车。北京有多少呢?北京34%的人开车。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时候，六环以内，每个小时的PM2.5排放量是多少?——1吨。北京人在5公里以内开车的有多少?将近一半。

在北京每天一天凌晨的时候都会出现污染的峰值，而且是每天恒定出现，永远比当天下午有机碳的排放大概要高出两倍。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就去了延庆。

随机抽查一辆车

司机：这是国一之前的。

柴静：那就是意味着没有任何排放设施。

司机：没有，基本没有排放控制措施。

警察：绿标。

司机：国三。

柴静：是哪儿发的?河北省环保厅。

司机：买的时候他说是国三的，咱又不懂，对不对，咱只是买车的。

李昆生(北京是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大面积造假，或者说说得更严重一点，全面造假，这是行业内的秘密，90%基本配置都不在。如果有三万辆车进城，那就相当于几百万辆车在夜里还在跑。

没有任何排放设施的时候，它的排放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只这一辆车，只一项颗粒物的排放，它就是国IV车的五百倍。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要占所有机动车的70%，它的一次性颗粒物的排放要占到多少呢?99%。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是，柴油车的尾气排放出来的颗粒物毒性远比一般的大。如果要问责的话，首先应该问的是造假车企的负责人吧?

十几年来，如果说这种全面造假、普遍造假都存在，而且监管部门知道的话，为什么不去处理他们呢?我们不是有法律吗?你这样的产品是可以召回的呀。但是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法律在这类车辆上用过多少次呢?一次都没有。

丁焰(环保部车辆污染研究处主任)：当然我们问过，你大气法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不直接写我们。人家说了，就是因为当时定这条的时候，很多部门反对，不能你环保管。但最后这个法就过不去，过不去最后等于就用了一个模糊的写法，就是叫有执法权的去做。

丁焰：但是实际上还是没管住啊，合格证全是真的，车型也全是真的，环保部门也发了那个绿标了，也是国四的。没有一个部门去看那个车到底是什么，只有那个车是国一的。

尴尬的不光是环保部门，车企业也挺尴尬的，那个造假的老板后来就跟我说，如果环保部能够去执法，去抓那些造假的车辆的话，我保证第二天就生产真的。在延庆的时候，随机抽查了这辆柴油车，这是在北京加的柴油，已经是非常好的，全国最高的水平了，但是它的柴油测出来之后，是欧盟和日本包括美国的二十五倍。

全世界的石油企业都会去尽量维护自己的行业利益，这是一个公司的天性，这无可厚非。我们很想知道其他国家到底是谁在制订这个标准，这是我们目前为止调查到的结论—澳大利亚：环保部;韩国：环境部;日本：日本环境省;墨西哥：环境和自然资源部与能源部;加拿大：环境部;欧洲标准委员会。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基本都是环境部在主导标准。即使是欧盟这样的欧洲标准委员会来定的时候，它会有行业协会的声音，但是也没有出现过由石化行业来主导标准制定的情况。

那为什么在我国，国家车用燃油质量标准是由石化行业主导的呢?一个国家的选择有它的历史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石油处于极度紧缺状态，长安街上的公交车需要头顶一个煤气包行使，远未到考虑燃油环保指标的时候，环保部门也未成立，所以标准的制定，是由当时石油部下属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负责。

在中国，除了我们的油品标准低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在我出发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半的油是完全失控，全球十大港口，现在有七个在中国。远洋货轮带来的污染之大，在靠近海岸线四百米的地方，它排放的污染相当于五十万辆大卡车。所以在深圳，百分之六十的二氧化硫是来自轮船的。

也许你既不生活在港口边上，也不生活在河的边上，也不生活在机场的边上，但是你一定遇到过这些车。这些是工程的施工车辆，有一次我在河北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以为前面失火了，绕到前面一看，是它在排放黑烟。我们跟环保部一起，环保部门的人就说“那这样，我们去查一下，看看吧”。他们就现成买了一个柴油壶，然后就进了最近的一家民营加油站，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那么等我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证已经被老板夺走了。

老板：大气防治法?

柴静：“环保部门有这义务权力”。

老板：你有义务，你有义务，没这权力。

这老板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默默无语，然后就拎着柴油壶就都散了。他说得太狠了，从煤到油一项一项下来，煤和油的消耗都这么大，我们的品质相对低劣，我们缺少清洁，我们还在排放的时候缺乏控制，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一直到这个老板，这句话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地道出了某种事物的本质。

一吨钢，如果把它所有的环保成本省下来，不去装的话，它能够省一百块钱，一吨煤能够省一百五十六块钱，一辆车如果不装环保设施的话能够大概省两万，油品少升级一次，能够省五百个亿。十年前，我问空气中是什么味道，我没有得到答案。

现在我知道了，空气中是钱的味道。

借鉴经验，创造未来：英国美国是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的?

城市给了我们个人的自由，也给了这个国家三十年来的繁荣，未来还会有三四亿人要进城，这个必然到来，不可避免。他们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可思议的文明和财富，但是假如用投资拉动工业和拉动城市发展的模式不改变的话，结果会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将在用光所有的资源之前，我们就用光所有的环境容量。

之前我很担心，北京还在扩张，它的汽车的量还在增加，它的污染能降低吗?但是这是洛杉矶，一个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它也是三面环山，空气扩散条件很不好，所以它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光化学污染烟雾事件。但是从1970年以来，洛杉矶的车辆还在上升，上升了这么多，三倍，但它们排放呢?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去趟洛杉矶在那里观察。

洛杉矶这种摊大饼的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典型的失败案例，它的公交系统也远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造成车辆毫无约束的发展。

一千七百多万人差不多一千三百多万辆车。都快人手一辆了，整个加州，一天之内，8.5亿的形成，所有的燃料加起来，都够来回月球一千六百趟。

根据加州空气资源部的估计，南加州空气中71%的致癌物质，都由柴油车产生，所以所有的柴油车都被要求安装DPF，这种颗粒过滤器，相当于给车戴上口罩，可以过滤掉99%的颗粒物。

为了治理污染，加州不得不制定最严格的新车机动车标准，环保部门有权力抽查任何新车，可从用户手中直接抽查十二万英里之内的在用车，一旦发现厂家违规，要从出厂当天开始，每一天罚两万五千美元。环保部门有权力要求车企，召回全部问题车辆。

中国是一个煤炭的消费量，占百份之七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能源结构里面，我们怎么才能减掉煤呢?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伦敦要等了四十年，五十年才把污染治好，我们也得等这么久。但真的是这样吗?看看这儿，从他们开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
他们就把污染物降低了百分之八十，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善，我们来看看伦敦是怎么做的。

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的能源结构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煤炭，1953年，颗粒物的平均浓度，超过欧盟标准的十倍，他们控制污染的压力，比我国当前更大，英国人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

John Murlis(英国伦敦前环保督察员)：每一个煤矿都在地上有洗煤的设施，在卖给用户之前，煤炭先要被洗干净，在开放式的壁炉里燃烧煤是违法的，这就是壁炉。(无烟区内)任何排放煤烟的设施，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治污监察员可以检查店铺，检查是否在售买违法的燃料。

政府出钱，承担家庭壁炉改造百分之七十的费用，但惩罚同样严格，违反者可以处以一百英镑罚款，甚至坐牢。
烟雾事件发生后二十年中，石油替代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煤炭，天然气替代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煤炭，煤炭在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中，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而重工业占GDP的比例也下降了百分之十。很多煤矿和燃煤的工厂关停，又一

个伦敦的地标消失了。这里曾经有上百万人就业，现在你们(矿工)怎么挣钱生活呢?

Ed 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一百多年前，我们英国有几百万矿工，现在只剩下几万人了，但我们的就业人数是历史最高的。当一个产业正在被淘汰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产业冉冉升起。

开放市场，才能有更清洁的天空

1960到1970，英国治污的前十年，经济并没有倒退，GDP反而增加了一倍。之后十年中，英国进入油气时代，他们的经济总量翻了四倍。英国是用更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尤其是天然气来替代了煤炭，他们才取得了蓝天和白云。那时候人均GDP跟中国是一样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补贴那些已经要被时代淘汰掉的落后和污染还有亏损的产业，你要给新兴的产业，给它们公平竞争的机会。它们会带给你惊喜。

伦敦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我们才能够得到更清洁的天空。

我们的天然气探明是多少呢?百分之二十二。那我们的石油探明率是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八，而且每年开采量只占探明量的1/9。有大量的资源，我们知道在哪儿，但却没有去开采?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美国来说，它们有六千三百家天然气石油公司，我们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美国有一百六十家天然气管道公司，我们(主体管道)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

Edward 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我认为只有开放市场，才能分享智慧，寻求创新，才能得到世上最好的东西。

重返蔚蓝地图，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做这次演讲，我才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能源问题。这两年的腐败图，它是一个腐败高发的区域，能源局前局长刘铁男在接受庭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2014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能源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明确，能源是一种商品，我们要建构有效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而且要改变政府对于能源的监管方式。但是在等待一个国家，建立和完善一个庞大的体系之前，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

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也没有办法独立治理好污染，它要依靠的就是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意志。只有信息公开，才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基础。你可以猜猜看，今年之前有多少家中国的公益组织是具备司法诉讼主体资格的?一家都没有，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有关组织才可以提起诉讼，至于谁是这个有关组织，没人知道。

但是1月1日开始，新环保法已经规定了，只要你从事环境公益活动五年以上，没有违法记录，你就可以承担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现在七百多家环保组织。

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数字，12369。如果你不打，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数字。雾霾天一来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儿，或者未来在哪儿。

但是呢就在那个餐馆老板，把那个油烟(回收装置)装好的那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脚落实地，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你明明知道说它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作用，是非常微乎其微的。但就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他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

所以回头来看，人类与污染之间的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退位，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孕育，正在出生，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应该属于他们的，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消费不知可知，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证明一个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时可以是洁净和美好的。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爱的人。

《穹顶之下》在互联网上产生了爆炸性影响。

首先当然是如约而至的一片赞美声。

最直接的朋友圈反应是：比起和香港人吵架，这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该为雾霾治理做点什么了，买空气进化器没用，我们要拿出行动。这是经常激荡于虚拟空间的“公民行动精神”。

知乎上的环境系男生同样表达了这种钦佩，批评自己一直耽于行动，怕得罪人。“我想柴静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作为一个学了七年环保的人，(只知道)那个出门带口罩的方法，人家的作为勇敢，就是一阵号角，号召你要醒过来。”

许许多多的普通人被感动了，许多人表示准备行动。柴静给出的个人行动方案主要就是举报，以及少开一点车。所以相关部门要准备好了，可能会像微博随手拍解救流浪儿童那阵子一样，短期内会收到好多投诉电话。

更全面更专业的赞扬当然也已经提前准备好。视频甫一发布，腾讯大家、南都评论、人民网等就几乎同时推出了评论、访谈、回顾文章。

南都记者汪涛，一直专注大气和环境健康领域报道。他回顾了视频发布前夕的心情：

在环保部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柴静，互留了联系方式后，她时常和我探讨一些大气污染的问题，要一些专家的联系方式。我没有对别人说起柴静在关注雾霾的话题，后来听说她当了妈妈后，对于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越发关注。我很欣慰。只是觉得她太认真了，大气污染的各个领域都要涉及，做了一年，竟也没看到报道。直到2015年1月，我被邀请去给他的演讲提意见是，我才明白柴静为何要花一年时间，为何要采访那么多人。”

“在柴静的片子中，最触动我的场景便是她的小女儿，扎着俩小辫，伏在窗前，看着雾霾笼罩的世界。”

人民网专访柴静，谈及母亲的身份，记者坦言“觉得特别亲切”，柴静说正是对孩子健康的担忧，成为她一年以来行动的“基本动机”，这样的人之常情更让记者对这一年以来的行动“不仅理解，而且能够强烈地带着情感感受到。”更在官微中呼吁：“穹顶之下别让柴静太孤单”。

原《焦点访谈》主编庄永志将柴静的这次行动看作“互联网时代的公民调查”，“目力所及，这是非机构、非记者所做的信源最权威、信息最立体、视野最开阔、手段最丰富、最有行动感的雾霾调查……她居于调查的动员，将引发新一轮的、更广泛的从立法完善到公共政策调整再到公民个人作为的治霾行动。”

“她以个人、市民而不是机构雇员的身份了解大气污染的危害以及污染治理的立法、战略规划和能源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可以从信息公开和民主决策的视角考察其间的得失、权衡国外同类决策的可否借鉴。网民不必居于渠道信任，而是出于对传播者个人魅力的赞赏和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对社会议题的重视而上网观看《穹顶之下》……《穹顶之下》，仅仅是网民参与的开始。”

可想而知，微博上的大V们也纷纷送上支持。崔永元、五岳散人、姚晨、李佳佳、袁莉、罗昌平等等都表示了对柴静的敬意和对污染的关注。

和菜头则特别强调了柴静的互联网思维及其对环保产品的推动。“我花了10年时间才终于意识到问题所在，终于采取了应对行动。那么对于海量的大众来说，也许要花更长的时间，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让足够多人正确认识到雾霾的危害，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是，仅仅是认知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人们行动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柴静的《穹顶之下》动员了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力量，让数千万乃至上亿人认识到雾霾的危害，知道自己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这是很有必要的事情。在许多人还在热衷讨论什么是“新媒体”、“互联网思维”的时候，柴静和她的团队们已经悄然做出了他们的新媒体产品，而且免费发布到了全网。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甚至要比《穹顶之下》本身更重要。”和菜头更大胆预测：波澜壮阔的雾霾公关攻防战这才揭开序幕而已。

著名财经人士江南就此奉劝笔者：少罗嗦，赶紧多买一点环保题材股票。

然而，柴静隐退的一年，也正是微博退潮，各种专业意见媒体兴起的时期。在专业人士和独立思考者越来越多的时代，即便是柴静，也不再像过去一样收获一边倒的赞美。

赞美每每相似，批评和担忧却多种多样。

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方式最容易引起批评。关于婴儿的桥段最先引起不满。婴儿的肿瘤病和雾霾到底有无关系，纪录片是否煽情过度失去客观态度？有圈内媒体人在微博上表示：柴美女是资深烟民，加上高龄产妇，这些对孩子的健康影响可能更大。呼吁柴静戒烟的网民不在少数。

但许多烟民表示：不戒烟也可以生好孩子，孩子有良性肿瘤是偶然事件，治好就行，健康就好，大家都别拿这说事。此外，柴静开的车也被吐槽排量太大。

一位匿名网友表示：要把故事讲成这样，其实很简单——拜罗永浩为师。这部片子，从第一眼我就觉得有浓重的罗氏脱口秀风格，果然，最后的特别鸣谢名单里面，头一位就是罗永浩。

有关新闻传播体制的更深层担心来自两位新闻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授与庄永志商确道：崔永元和柴静都是自出百万来做调查性报道，这一名人现象值得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公民新闻其实是名人新闻。

柴的报道在两会前上线也是看点。这些报道具有所有名人效应的优势，以及问题。调查性新闻在体制内的没落，社会对此种新闻的饥渴，也是此类新闻能够有影响的社会基础。这些都是值得分析的新现象。

失去新闻生产体制对新闻客观性的保证，以名人效应为公众信仼的基础，这一转变后面的隐患很值得探究，也为隐性资本操控留下空间，它可以构成新的压力政治的模式。

名人生产新闻的横出与体制性新闻生产的危机在今天中国是一对互相关联的问题。

有网友则称这部纪录片声势浩大地推出，是中国式游说集团甚至绿党的诞生。但是有新华社的朋友不同意：这个是不了解敝国新闻体制，哪有啥压力政治？人民网是谁办的？这明显是部门利益支持的动作，时机也拿捏得非常讲政治，新部长履新、两会前夕。

北大吴靖教授认为：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名人自费拍摄新闻调查是一种包装成公共行为的商业行为，生产和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市场化的算计。这种算计在柴静纪录片的完成品从内容到形式每个细节中都可以找到。

从莫须有的雾霾导致婴儿肿瘤的叙事策略开始，到再次搬出幼儿和母爱来遮蔽数据漏洞和逻辑混乱的结尾。包装、姿态、煽情、自我展演的商品逻辑几乎全程覆盖真实、理性、深入、质疑、论辨的公共对话逻辑。

媒体人西坡的观点比较婉转：因为有了当母亲和照顾孩子的经历，所以在面对雾霾时更不能忍，所以发起“一个人的战斗”。公共言说目的就是调动公众，拿个人经历做引子，搞些小煽情(采访小女孩有没有看过蓝天)、小金句(“有义务没权力”)都是正常的手段，视频整体还是克制的，主要以援引专家、机构的观点和数据为说服力。对于一直关注雾霾新闻的人来说，《穹顶之下》没有太多新料，但对普罗大众来讲，这是一次系统、靠谱的雾霾知识普及。

但片中的专家、机构观点和数据是否有说服力，受到了更大的挑战：

从事财税行业的不愿具名网友W告诉笔者：关键她的结论就是错的。以天然气和新能源取代燃煤燃油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秀良心有用吗？一是中国的能源结构决定的(煤储量巨大)，二是因为燃煤燃油只要适当集中处理，应用合适的技术，污染并不严重，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北京的所谓雾霾十年二十年之内不难解决的原因。

憎恶大工业是中国环保主义的最大误区，事实上以大工业取代小工业才是实现环境友好的唯一途径。中石油中石化加起来大约占全国成品油市场的70%，剩下是各种地方炼油和民营炼油企业。中石化与地方炼油企业、民营炼油企比，那个污染大，哪个品质好？开车遇到两个加油站，一个是中石油加油站一个是杂牌加油站，放心去哪个？

资深环境报道记者李靖云表示：我国的油气储量和可开采储量是两回事，大量的点状分布，开采非常困难，成本很高。过去搞过石油大进军，到处搞油田，结果是什么可以去查纪录。至少前些年川渝中小型油气井出的那一系列悲惨事故足够触目惊心了。如果遍地开花式开发，污染会呈什么样水平？

一位不具名网友说：错误太多，说几条一眼扫到的：

1、引用陈竺的数据未必就权威，上海的阚海东和环科院王金南应该有相关数据，你们谁拿到了；

2、在吸烟率这么高的现实中，肺癌数据没啥意义，充其量也就是有一定的相关性，而且，拜托你们分清楚发病率和死亡率；

如何解决雾霾？指望开发天然气和减少汽车可行吗？《大目标》作者任冲昊表示，“还是修核电站靠谱，北京都有核电站，我们大热河省先来俩。”

重阳金融研究院贾晋京研究员的看法独树一帜：如果是要蓝天的话，柴静还没有涉及雾霾的核心问题。雾霾的最重要的成分其实是水蒸气。是水蒸气导致几百种各类成分结合成气溶胶，成为观感很差的雾霾。要减少雾霾，关键是减少水蒸气。

要减少水蒸气，只有减少水的使用以及人口量。要是为了健康，那确实要按柴静说的减少汽车尾气、工业污染排放。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这不会减少雾霾。再概括一下：减少水蒸气会带来蓝天，美国之所以有蓝天就是这个原因。但这并没有减轻环境中的可吸入颗粒物，只是水溶胶少了罢了。

减少工业排放，会有利于健康，但不会减少雾霾，不会带来蓝天。

看完这些批评，笔者觉得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感觉《穹顶之下》也确实只是一部个人的纪录片，虽然尽力做到数据翔实，但还是有诸多不严谨。但是这样的纪录片毕竟给很多人带来希望和热情。

西坡就表示：同样作为媒体人，我很敬佩柴静，同时感到一丝惭愧。暗下决心向柴静学习多做扎实工作。

引起中产阶级钦佩的柴静式行动，也引起了另一个层面的警惕。

比如吴靖教授表示：

要呼吁公民责任，却只挑相对而言最容易最高姿态的打电话报警投诉排放超标，轻轻说句少开点儿车，对于最实际但也是最困难最不讨好的公共政策选择却不置一辞，这些选择包括：提高入城费，提高限行天数甚至单双号限行，控制大排量汽车，继续严格的摇号限号政策等。这些都会引起相当多城市中产的埋怨。

看来对雾霾的恨还是没有超过对成为中产阶级知性女神的爱。而当谈到能源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就完全不顾中国的历史、地理和实际状况，忙不迭在完全没有数据没有论据的情况下把所有罪过都扣到所谓的国家能源垄断头上，为能源的私有化摇旗呐喊，为资本瓜分能源市场鼓噪，至于私人资本的进入如何就能迅速转变中国的能源结构，如何可能不计成本在中国各地探查天然气并在全国建设稳定安全的输气网络，柴静抒情之余估计没有气力去论述、论证和论辨了。

中戏教师“树上的男爵”也批评了柴静纪录片的中产阶级保守心理：

说到空气污染，北京人动不动就骂河北，说河北的钢铁厂水泥厂是北京雾霾的罪魁祸首。春节期间包括北京人民在内的大都市中产阶级开车自驾到大理，把小小大理堵了个水泄不通，春节期间PM2.5指数飙升。如果关闭了河北的钢铁厂水泥厂，河北人民就会下岗失业，而北京人少开点车，顶多就是生活不太方便而已。

我想说的是：治理空气污染，那些充分享受着现代生活便利的大都市中产阶级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一边控诉着空气污染，说不许烧煤不许搞水泥厂钢铁厂，但却丝毫不提自己高能耗的生活方式，那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只想着别人为自己牺牲而自己压根没打算负责任。环境污染毫无疑问应该治理，但治理方式不应该是去砸那些正在发展道路上苦苦经营的欠达地区人民的饭碗，相反，应该充分反思并有效约束中产阶级们美其名曰“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西坡也担心环保的代价由谁承担：

雾霾并不是这两年的新生事物，只是这两年才引起注意罢了。而最关注雾霾的，显然并不是农民、富士康员工乃至环卫工大爷，而是城市中产、文艺青年、富豪老板(钢厂老板等除外)。后者是这个时代民间最有话语权的，他们脱离温饱阶段，不管有没有户口都已将双脚迈进了城市大门，但他们也只是为自己代言。

制造雾霾的“落后产能”及附着其上的人群，在舆论场并没有属于自己的话筒。不说话不代表他们不存在。但没有话语权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以“为时代让步”的名义被牺牲掉。

无论如何，柴静唤起了新一轮关注环保的热情。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如何正确关注环境问题。

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记者李靖云告诉笔者：

这是个政策问题，我最担心就是政治化，那是立场问题。既然在中国就得面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我不关心纪录片是否有利于建立民主自由或者有利于党国改善治理。中国目前社会抗议增长最快的就是环境问题，据中国环境科学会的数据，从1996年开始年增长29%。所以那句“唤醒民众”实际多余。

第一，准确的数据。柴静的纪录片最大的意义估计是介绍了马军老师长期的环境第三方监控数据，没有数据一切都是空谈。

第二，能源政策和格局明晰化，中国的能源过去现在未来都必须靠煤，公众必须要了解这一基本事实，问题可以简化为如何对燃煤做环境处理。

第三，减少污染源所必需的代价，这点必须讲清楚。限制大城市人口，发展中小城镇必然增加碳排放和污染。反对垃圾集中处理，反对核电，反PX实际在鼓励污染。数据指示基本状态，确定你需要付出的代价。不要总是反问过去，历史也不是阶段性和重复性的，而是现实性的。其实看看我们现在做的能源环境报道比如南方能源观察和财经无所不能，就知道柴静基本才入行。

南京大学周雷博士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认为应当怎样研究污染问题：

柴静是很良善的记者，但是她用调查数据、归因和解析来重新阐述常识，并将其系统化，造成一种相信和感同身受效果。所以她的调查和崔永元自费调查，因为受制于知识观和认知模式，都无法进行真正认知意义的突破和突围。虽然，崔永元更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

提到煤的污染，她说到洗煤，却没有深究洗煤水的可能后果；提到能耗和油耗，她分析行业内幕和总量，却没有分析这些能耗的生成细节，哪些人主导了哪些消费并实现了何种污染扩散？中国的污染与世界经济的关联？中国现有污染机制的原因，它是学来的？还是内生的？在没有弄清楚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之前，她在海外的调查几乎全是盲人摸象式数据。

她提到伦敦的几百万污染行业工人转型，伦敦现有的环保模式，但却没有意识到整个西方，甚至整个人类都在外包和异化自己的认知。当那些污染行业从自身国家逐步淘汰，大气开始朗清，似乎就觉得问题解决了。柴静采访了一些老北京，说到儿时的记忆，似乎存在一个曾经有效和环保的北京style。这种逻辑和认知模式错得非常离谱。研究污染，从来应该多线并进，但不是用小分队调查的方式，而是能寻找到症候的发生机制。

然而，对于批评的反批评也已经出现。

李华芳在微博发表文章认为：批评柴静的学者那是因为“轴”和“酸”，学界游戏规则是占据知识山头，媒体游戏规则是靠故事煽动情感。你搞学术影响力人家搞媒体影响力彼此彼此啊。但重要的是，搞政治运动的人要学习柴静的动员能力，不然怎么煽动革命？至于普通人那就是搭便车的，“革命”不需要你们。

环球时报肯定会认为李华芳这是一厢情愿把柴静当作“革命”工具。虽然今天没有发表文章，但环球时报官方微博连续发声：“请那些不认同柴静的人，先好好看完那个纪录片。里面的干货很多，而且都来自于环保部门的专家和官员，给人感觉跟像是中国环保部门的一次集体控诉。

那些纠结于柴静本人的人，你们应该看得更广一些，更高一些。”“其实如果大家看了这个片子，就会发现这个片子的主角并不是柴静，而是那些在我国各地，感到各种无力感的环保局的干部们。

柴静只是一个记录者，她记录下的是环保立法和执法的种种无奈。如果看这个片子的最后，是去对柴静品头论足，那么你恐怕并没有看懂这个片子到底在说什么。”

崔永元显然比环球时报悲观，他对澎湃新闻表示：《穹顶之下》唯一的作用就是启蒙，但对于国家雾霾治理可以忽略不计。你可以推断一下，假如柴静拍了一个深入浅出的纪录片，让所有人都明白了雾霾的原因是什么，从而导致雾霾被彻底治理，那你说我们要那些部门干嘛用啊？

要看得更广一些，更高一些。对柴静纪录片比较持中的看法来自春秋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陈平教授：这样的纪录片推动形成公民环保意识可帮助环保执法。应当鼓励。但同时要让大家理解：环保水平只能逐步改善，否则导致去工业化，造成严重就业危机和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