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谁做的最牛？谁发明了广告？恐怕谁也难说清。最聪明的人是谁，谁最精明？其实这些都是相对的。要想了解中国真正的市井生活，武汉其实比北京、上海更具代表性。武汉人不如北京人幽默，也不像上海人那样时髦，他们很本色地过着精打细算的小日子。北京人和上海人都是做大买卖的(不管是政治的买卖还是经济的买卖)，武汉人，只想发挥个人的智慧踏踏实实做点小生意。在这方面，他们的脑子挺好使的。说起来不好意思：大武汉尽出些小商人,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它从来就不是时代的宠儿。能混成这样就算不错的了。

   武汉人把自己的地盘经营得挺热闹，却不敢以贵族自居，也很少远眺。

   武汉的大商场肯定不如上海那么多、那么气派。但个体户摊档密布的汉正街，八十年代火爆的时候，一点不比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逊色。

    这么看来，武汉人是重利益而轻文化的了?或者说得偏激点，武汉自古就是一座没什么文化的城市?

   我敢下这样的结论吗?因为我忽然想起了黄鹤楼。一座黄鹤楼，就把武汉的面子全挽回来了。

   如果分别挑选一首古诗作为各大名城的“市歌”，北京自然有陈子昂的《登古幽州台歌》，杭州有苏东坡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杜牧更厉害，为扬州写了“二十四桥明月夜”，又为南京写了“夜泊秦淮近酒家”。

   有个叫崔颢的，虽然不算第一流的大诗人，却写过第一流的好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而这首诗恰恰是属于武汉的。武汉的黄鹤楼可以面无愧色地屹立于中国诗歌之林了。

   崔颢之所以了不起，还在于曾经令李白自叹弗如。李白肯定算第一流的大诗人了，但是登黄鹤楼时读到崔颢之作，也只好罢笔：“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黄鹤楼恐怕是李白游历过而未敢冒然赋诗的惟一的景点。

   李白的叹息，无形中在为崔颢做广告了，正如崔颢的题诗，等于给黄鹤楼做广告了，做了一千多年的广告。

    对于武汉来说，还有比这更深入人心的广告词吗?

    两位诗人的“交锋”，使武汉的黄鹤楼比其他城市的古迹拥有了双倍的光荣。

    我在武汉读大学时，常喝的当地名酒就叫“小黄鹤楼”。我从这酒里面也能喝出诗的味道。这是从唐朝时就窖藏了的诗之酒。生活在黄鹤楼脚下的武汉人，是有福的。沾了唐诗的光。

    武汉其实还有其他名胜，譬如汉阳有座琴台，是纪念伯牙与子期这一对千古知音的。但都不如黄鹤楼的典故确切。黄鹤楼，毕竟有诗为证，白纸黑字地写着呢。客观地说，李白也称得上是崔颢的知音了。虽然他们在黄鹤楼面前并未琴瑟相和。李白的罢笔，既出于某种对难度的敬畏，但也挺有风度的。一个出类拔萃的大诗人，能心平气和地承认别人的胜利，多不容易啊。李白的那两句咏叹，虽然不算一首完整的诗，但也造就了一段佳话。

   只是，诗人的气质，在武汉人性格中似乎并未得到遗传。公众认识的武汉人，有着商人的精明头脑，却没有太明显的艺术细胞。或许，艺术与商业是相矛盾的。做个诗人需要大智若愚，而武汉人太聪明了，心里像有杆秤似的，看什么问题都很清楚。虽然不至于缺斤短两吧，但也承受不了太多的“轻”——他们的心灵似乎天生就很务实。

   务实的九头鸟与务虚的黄鹤，也是相矛盾的。它们毕竟不是同一个种类。黄鹤这个古典的意像，承载着一首唐诗、一个神话而消失，就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人去楼空，我辈瞻仰的不过是神话的遗址。作为理想主义坐骑的黄鹤，业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白云千载，来去如风。只把一座空洞的楼阁，留给了今天的武汉人。

精明的武汉人，甚至把黄鹤楼也注册成商标了。

   武汉人虽然长期生活在黄鹤楼的影子下，却并未失去自己的光采，反而使黄鹤楼本身，成为影子一样的道具。

黄鹤楼历史上几经毁坏修复(据说有一次还缘于火灾)，有一段时间甚至荡然无存。那美好的传说并未因之而泯灭，它在空白与充实之间持续着，像藕断丝连的残梦。在旧址上重建的黄鹤楼，纵然金碧辉煌，也不过是其往日的替身。设若流浪的黄鹤迷途知返，可否辨认出两者的区别?

   从废墟与灰烬中一次次复活的黄鹤楼确实有几分凤凰的精神。不管怎么说，它已构成武汉的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古老的图腾。我们也许无法证明它的存在有多么重要。但只要这么想一想就可以了：假如没有黄鹤楼(包括它的典故)，对于武汉的文化来说，将是一笔怎样的损失?

   武汉人，还是不要简单地把黄鹤楼当作一件历史的赘物，以为它跟今天的生活已毫无关系。

    武汉人，还是应该潇洒一些，飘逸一些，浪漫一些。登高才能望远。更上一层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