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应当离开的大城市奔向新农村，大城市，空气污浊，人满为患，新农村，碧水蓝天，鸟语花香，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应当奔向新农村，用自己勤劳的智慧和双手大干一番。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北，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在正定，他实现了改善农民生活的承诺，在80年代末的宁德，他说，当官不要想发财。

在陕北插队的七年，给我留下的东西几乎带有一种很神秘也很神圣的感觉，我们在后来每有一种挑战，一种考验，或者要去做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脑海里翻腾的都是陕北高原上耕牛的父老兄弟的信天游。

下雨刮风我是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的。

出身于革命家庭的习近平15岁的时候去陕北农村插队，在7年的摸爬滚打中，实现了他从格格不入到和老百姓融为一体的转变，这是很彻底的过程。

我很自豪，自己能够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里，家庭有很严格的革命传统教育，总是讲孩子们不要放在温室里，要经受大风大浪。

冬天打坝的时候呢，习近平呢，那时候也就二话不说，挽着裤腿，光着脚就下去铲冰，也不考虑落什么后遗症不后遗症。

他在报纸上看到四川农村办沼气，他自费到绵阳学习，回来以后呢，在梁家河办成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

第一口池子是颇费功夫的，一直看到这个沼气池两边的水位在涨，但是就是不见气出，最后一捅开，溅得我满脸是粪，但是气就呼呼往外冒。

我们马上接起管子后，我们的沼气灶上冒出一尺高的火焰，我看再憋一阵子，池子要炸了。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捅开，另外的沼气池相隔一两天就建成了，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大家就推荐他，参加了这个延安地区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这个会上，给他奖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如果他要自己用这个摩托车的话，也是挺方便的，但是他没这样做。

他觉得这个摩托车对村上不实用，就到农机公司去，换成了手扶拖拉机，带了一个磨面机，还带了一个粉碎机，一次他就换了这三样。

到后来他当了书记，来村里的知青就剩他一个人，没办法生活，他跟我们一家一块吃饭，光在我们家吃饭就吃了将近一年。

人跟人的关系，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处好的。1975年习近平考了清华大学以后，第一件东西，他就把这个针线包拿出来，拿出来给了我。

他说，咱们在一起七八年了，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把这个针线包送给你，送给你作一个纪念。

这个针线包是习近平在我们梁家河插队的时候，他妈妈亲手做的这个针线包，给了他，上面绣了三个字，娘的心三个字，三个红字。

他走的那天是，早上习近平还睡着呢，乡亲们都到他的院子里，都到他睡的那个院子里面，院子都，院子里都站满了人，他把门一开，看见大家都站那儿送他呢！

走的时候那个情景是，梁家河的老老少少都流泪了，包括习近平也流泪了。

在延川县城送习近平一共去了十三个人，一个人凑两毛，一个人凑五毛，凑的钱照的相。放得下放不下，不走不行，人家有人家的前途，不能在农村待一辈子啊。

我的爷爷也是农民，我的父亲是从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我自己也去当了七年的农民。

我觉得在我一生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两种人，一种就是革命老前辈，一种就是我那陕北老乡。

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

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环境污染日益严峻，致癌的雾霾无孔不入一床难求，人流与车流拥挤不堪寝食难安。追求幸福的有钱人，逃离北上广，逃离大城市，返璞归真成为时尚。

位于王家河街张家榨村的木兰草原，由民营旅游上市公司经营，去年接待游客103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1.5亿元。

黄陂区姚家集街杜堂村引回本村能人武汉万中集团董事长葛天才，先后投资2.6亿元建设美丽乡村、打造旅游景区。

武汉市大力倡导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盘活了大量农村闲置资源，有力推动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融合发展。

要总结武汉市的成功经验，统筹谋划，因地制宜在全省各地推广。

走进由闲置房屋改建的木兰文化博物馆、书画创作基地、旅游民宿、共享厨房，察看室内设施，了解客源、盈利模式的情况。

穿行于来来往往的游客中，看到村民建起的农家乐、旅游产品商店生意兴隆，蒋超良对企业到乡村投资兴业，带动大批农民就业增收表示肯定。

蒋超良说，“三乡工程”贯彻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三农”工作重要战略思想，体现了党的十九大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贯彻了新发展理念。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举措，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带动更多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有效途径。

1、推进“三乡工程”，要加强统筹协调，搞好顶层设计，科学规划，有序推进，探索适合各地实际的不同发展模式；

2、要坚持市场化运作，做好城乡资源要素的对接融合，兼顾投资者、商家、农民等多方利益，特别要注重选好能人、保护好农民利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3、要注重创新，加强政策支持，整合各类资金，做好示范引领；

4、要优化服务环境，完善“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的行政审批和服务流程，引导更多市场主体进入“三农”领域，加快城市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流向农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在校园课堂、在社区广场……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灵活多样的形式被带到寻常百姓家，喜闻乐见、入脑入心，各界干部群众充满了奋进新时代的干劲和信心。

各地参照中央宣讲团做法，选调精干力量组建宣讲工作队，分层次、有重点、重创新、见成效，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用大白话讲就是要把乡村整漂亮、整巴适，让大家的钱包都鼓起来。

背对着千亩桃李园，重庆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农村”宣讲分队队长、市农委主任路伟与渝北区古路镇乌牛村80多名村民坐在院坝里摆起“龙门阵”。

原计划一个半小时的宣讲，延长到两个半小时还未结束，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围着农委主任不断提问。

在重庆，高规格、高标准组建宣讲小分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队长、相应工作的部门一把手当分队长，抽调社科专家、各类先进典型等9810人，分赴基层开展宣讲活动。

市和区县两级“六进”宣讲达1.37万场，直接受众184万人，要做老百姓的特殊“翻译官”。

破解理论宣讲“深入难、接受难、持续难”的问题，只有把学和做结合起来，讲解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实事，才能让百姓坐得住、乐意听、记得牢。

在山东，潍坊昌邑市卜庄镇扶安镇村第一书记李国辉是百姓宣讲团的一员。

他的包里，除了印有十九大报告全文的小册子和最新版党章，还有一本民情日记和一本记得密密麻麻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笔记。

1、面对村两委干部，他讲“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振兴”；

2、面对全体党员，他讲“全面从严治党”；

3、面对困难群众，他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原来十九大报告离咱老百姓的生活这么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的都是些实在话，讲的都是实在事。咱一听，还就是那个理儿。

十九大精神基层宣讲员聚村头、进地头、坐炕头，变“固定讲台”为“流动课堂”，宣讲内容从“高大上”变得“接地气”。

十九大代表、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千佛崖村党支部书记李晨，刚从北京开完会回来的第二天，就自觉自发当起了老百姓的讲解员。

在枣庄学院，李晨结合自己的成长和工作经历，用“初心、使命、美丽、强国、青年”五个关键词来解读十九大报告。

报告最后部分用了一整段激励青年，足以说明党和国家对青年的关注和关心，到本世纪中叶，连“80后”也70岁了。

作为能受益于十九大的一个重要群体，青年一代应该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

歌声、乐声、笑声、掌声，这“四声”让别出心裁的基层宣讲格外动听。正义公平均天下，青山清气暖人心，安居乐业蓝图绘，法治千钧重践行。

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街道西一社区的“百姓书场”，评话艺人吴耀祥正在以评话的形式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评话源自南宋，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成立的“百姓书场”近几个月专门开设了“十九大精神主题宣讲”系列活动。7

7岁的居民张介土常来坐坐，每次听得聚精会神：“这样的宣传形式，老百姓听得懂、喜欢听。”

在福州，宁德蕉城区飞鸾镇南山村文化亭里好不热闹，30多名畲族群众围坐在一起，聆听理论宣讲轻骑兵蓝文斌用畲语讲解十九大精神。

畲村脱贫攻坚，靠的正是党的坚强领导，十九大给咱们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带来了新机遇，咱们要在致富路上快马加鞭。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福建省宁德市第一时间组建“理论宣讲轻骑兵”，设立“田秀才”“土专家”“夕阳红”“文艺星”等理论宣讲小分队，所到之处受到广大干群热烈欢迎。

把“普通话”变成“地方话”，把言简意深的“书面语”变为易于理解的“歌词曲谱”。

从东南沿海到西部山村，多才多艺的宣讲员用传统草根艺术形式，宣扬党的方针政策，让思想的光芒照到每个民族、每个村落、每个人的心里。

十九大报告内容丰富、十九大精神内涵深厚，宣讲员不仅自己要读懂读透，还要精准把握精神实质、精髓要义。

各地充分发挥知名专家学者的力量，为高校青年师生、社科单位研究人员、党外人士等开展巡回演讲，从学理上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得深入浅出、有血有肉。

在陕西，“菜单式”专题宣讲获得满满好评，全省社科领域遴选出33名政治素质强、理论水平高、具有一定宣讲经验的专家学者。

十九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经过反复打磨最后确定了40个宣讲专题。这张“宣讲菜单”公布在省委宣传网上，供全省各单位有针对性的“点菜”听课。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基层思想宣讲的实践早已不再局限于报告会，“一次性”宣讲变为“裂变式”宣传，“被动式”听讲变为“互动性”交流，时间更加机动，形式更加灵活。

在安徽，省委讲师团组织开展非常接地气的“送理论进基层”宣讲活动，全省各地优选出的100多位高端宣讲专家和基层宣讲员。

采取理论宣讲和黄梅戏、民歌等艺术形式宣讲相结合的方法，及时准确把十九大精神送往基层一线，切实打通理论宣讲工作“最后一公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严纯华正用英文向现场来自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外籍专家和留学生作题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报告。

党的十九大召开，世界瞩目中国。十九大精神的宣讲，不仅面向基层、面向广大干部群众，这其中还包括在中国工作、学习、生活的外籍人士。

祖国东部开放前沿，天津滨海新区。十九大代表、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正在用一场全英文宣讲，向落户新区投资兴业的外资企业代表和教书育人的外籍教师讲解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我已经开始申请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了，一带一路的内容能不能再帮我讲讲？

中国发展的广阔前景和美好未来，正在通过宣讲、通过外籍听众，润物细无声地让更多国家的普通人知晓。

此刻的东北天寒地冻，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当地百姓最关心的事情。在哈尔滨汽轮机厂内，热火朝天的不只是生产线，更是十九大精神宣讲现场。

十九大代表、哈电集团党委书记斯泽夫结合十九大报告，对大家说，要改变粗放式经济模式，向管理和质量要效益，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焕发青春，实现富民强省的“中国梦”。

黑龙江省委讲师团团长陈永恩介绍，听取百姓想法、期待，与百姓进行心贴心的沟通、实打实的交流，是黑龙江十九大精神基层宣讲的一大特点。

在革命老区，延安大学学生宣讲团利用周末，走进枣园革命旧址、杨家岭社区、学习书院、南泥湾政府。

向广大游客、向周边群众宣讲十九大精神，上到国家政策方针、下到脱贫攻坚等群众关心的问题，与他们充分沟通交流。

懂传播规律、有时代思考，青年学生们还发挥独特创意，开展了线上宣讲“学生宣讲团和你一起读报告”“学生宣讲团带你走进梁家河知青岁月”两档电台直播节目。

不仅省内反响强烈，远在北京、上海、湖北等地的新老校友、兄弟院校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纷纷转发。

在北京，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冬奥宣讲团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

一场走进北京大学的宣讲活动中，今天来听冬奥宣讲，出乎意料的好！别开生面的奥运击缶操暖场之后，不仅了解了冬奥筹备情况，还有运动员结合亲身经历讲报告。

11月初，“忠诚与信仰”情景党课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开讲，以实景表演和朗诵的形式引领观众追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开启的伟大征程。

浮雕铭刻历史，党旗昭示信仰。11月10日晚，在纪念馆《起点》浮雕旁，“十九大精神十九人讲”音频党课第一讲开启。

一堂不同寻常的党课，从这里通过电波传到祖国各地的百姓家中；一幕幕情景剧再现党史的波澜壮阔，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接受一场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

冬日里团团围坐，热情洋溢地讲解、气氛热烈地讨论，不时有人低头记录，凝神聆听中伴随欢笑，频频点头时眼神中充满喜悦和期待。

这是当下神州大地十九大精神宣讲现场的简笔勾勒，这是思想的光芒洒向每一个角落，孕育着的生机和力量。

青年人应当离开大城市奔向新农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贫穷的梁家河得到了锻炼，足以证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近几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

今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彩琼到武汉买了一套房。眼下，小吴已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只等下半年丈夫的工作合约到期，便举家“转战中部”。

两口子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这几年攒下了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20万元，手上一共70万元。

70万元，听起来不少，可事实上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四环附近小两居的首付。首付之外，近万元的月供也让吴彩琼吃不消。

将来有了孩子，父母免不了要来帮忙照看，房子也会十分拥挤；父母如果不来，自己照看肯定又会耽误工作，影响收入。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

非户籍人口想上个不错的幼儿园或小学，往往要交3万元以上的赞助费，外地人在大城市真是越过越难，除非你真的特别有能力、特别有钱。

武汉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武汉是吴彩琼的老家，有了小孩，家里老人还可以就近照看。

年初猎头公司向她丈夫推荐武汉一家公司时，吴彩琼毫不犹豫地支持跳槽。奋斗过了，现在觉得还是回老家过得从容些更好。

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

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1600万增加到2500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

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恶化更加明显，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

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们更加趋之若鹜。

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人满为患，很多人都成了为房地产打工的奴隶。

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许多人无法承受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压力只能逃离。

今年27岁的刘志刚，大学毕业7年，曾经飘忽到北京、东莞、武汉、三门峡等多地讨生活。2004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刘志刚从武汉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北京闯荡。

自认为到大城市就能干大事业，只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激情和冲动很快被生活的压力消磨殆尽。

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北京发展，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正比了，2008年初，刘志刚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3年多的北京。

在广东东莞一家地产公司短暂过渡后，2009年刘志刚在武汉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

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很多，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北京差。

2009年下半年，当公司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被派往三门峡市某项目工作，刘志刚一口答应。这几年的经历早就说明，机会不仅存在于大城市，只要能发挥所长，年轻人应该哪里都能去。

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刘志刚在三门峡工作已经快1年了，月收入7000元以上，目标是尽快熟悉工地每个工作流程，争取早日成为项目主管，到时候收入上万元没问题。

近年来，郑州、西安、成都等一大批二、三线城市都相继崛起，无论是在经济规模、基础建设，还是在城市管理、创业环境等方面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快速成长，得益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

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有持续扩大的趋势，特别是2004年以来，这种趋势得到了扭转。

1、国家出台大量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一大批二、三线城市的崛起；

2、许多一线城市开始面临土地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

3、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储备较为丰富，近年来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推动了资源富裕的二、三线城市发展；

4、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机会增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收入水平提高，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5、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能反过来推动区域经济的继续快速发展。

过去人口过分集聚在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对人才吸引力不足，长江三角洲地区65%以上的本科生人口、近95%的研究生以上人口都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

苏州、宁波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城市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人才短缺情况，如今全国范围内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有助于弥补不足，推进人才的合理分布。

32岁的苗新庆，在深圳奋斗10年后，带着妻女回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是真的逃离，实在干不下去了，只有逃。

苗新庆10年前大学毕业时曾有两个选择，到内蒙古某县级市民政局当公务员，月薪700元；到深圳一家家具企业做销售，起薪1600元。

当时就觉得700元实在太少，如果能有1000元都会老老实实地做公务员。而那时，深圳在苗新庆脑海里，是一个到处有机会的地方。

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苗新庆干得就不顺利，总也完不成任务，连拿了三个月底薪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主动辞职又找了份工作。

频繁跳槽，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做销售这类对个人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工作，但做管理，如果和老板没有很深的交情，也很难坐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工作10年，苗新庆的工资最高曾到5000元左右，且不太稳定，而此时深圳的房价已涨到上万元，已结婚生子的他租住在城市边上的旧房里，为不断上涨的房租和孩子的奶粉钱发愁。

发现自己能力其实很平庸，在深圳很可能一直干不出来，年纪再大说不定连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上。去年春节回内蒙古老家，他动了离开深圳的念头。

我的中学同学现在月薪基本能达到4000元以上，连我妈作为一名退休老师的养老金都有近3000元了。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近半数城镇居民将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首选。一些人被迫逃离北上广，实际上是受城市的挤出效应影响。

在一段时期内，一线城市由于集聚大量生产资料、社会资源，拥有绝对的发展优势，由此带来人才集聚效应，社会竞争加剧，挤出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年轻人要正视这种挤出效应的存在，认识到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要坚持留在大城市发展，必须对竞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有必要的心理准备，要抓住一切机会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自我的竞争力。

城市发展需要多样化人才，城市管理者要在加强城市包容性上多做文章，既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创造发展环境，也要为低学历、低技能的年轻人提供生存条件。

1、挤出效应不仅反映社会竞争激烈，也说明一线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吸引人才；

2、从更大层面上实现智力资源的畅通流动和循环；

3、以跨区域研究中心等方式，使一线城市上海的人才能方便地在其他城市工作，时使苏州等城市的人才到上海来工作，让各类各层面的人才随时随地发挥最大价值。

中国矿业大学应届毕业生陈嘉陵登上了前往包头的火车，准备到当地一家合资煤矿企业报到上岗。

这并不是小陈唯一的就业机会，三个月前他还接到过北京某研究机构的录取通知书，经过反复对比，小陈最后还是放弃了北京，选择包头。

选择包头，是因为待遇高，发展潜力大，北京研究机构工资低，虽然代交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三险一金，但不给编制、也不能解决北京户口。

包头公司在试用期的工资就能达到5000元，三险一金全上，落不落户由自己定。关键是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作为应用类学科的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让我觉得更能实现自我价值。

大学生工作好找吗？

这不仅看各人的能力，也要看各人的态度，大多数同学和他一样，已经找到工作。

1、选择安逸的，就在徐州当地或者回老家就业；

2、不怕吃苦的就到各个矿区去工作，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肯定会快速发展。

找工作最怕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既吃不了苦，又不想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有些同学工作至今仍无着落，大多是这个原因。

青年人到底该选择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呢？

青年人不管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坚守北上广、奔向北上广，都应该建立在对城市环境和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基础上。

陈嘉陵的选择，体现了当代青年择业观的理性和多元化。过去那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心往一线城市奔的择业观开始松动，发展机会、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成了青年择业时综合考虑的因素。

理性的、多元化的择业观有助于青年人自我实现，马云没有坚持在一线城市上海发展，而将创业和发展的地点选在二线城市杭州，正是出于对自身发展的理性判断。

在信息化、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日益增强，有利于为不同地区的青年成长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

去或留的决定，都是青年人经过理性思考后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决定。

对于外来移民，城市不应设置排斥性规则，对于有迁出意愿的人，也不应设置迁出障碍。

无论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奔向北上广、坚守北上广，都有助于推动城市间人才流动，有利于人才的合理分布。

环境污染日益严峻，人满为患，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应当离开大城市奔向新农村，在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环境下，用自己勤劳的智慧和双手大干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