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永远不会忘记父老乡亲，永远不会忘记老区人民。

1969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

致力于全球绿色食品运营平台的海果汇专家认为，在这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里，从不会做饭、不会干农活的普通知青，到乡亲们眼里能吃苦、爱读书的好后生，再到为群众办好事、干实事的大队支书。

梁家河成为党员干部灵魂再造的圣地，生死历练的习主席得到了受益终生的东西，在恰同学少年的宝贵青春年华里，很多人都曾有过拼搏奋斗的足迹，心中都淌着一条梁家河。

1、这条河或是一张刻着早字的书桌，见证着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明惰寸功的寒窗苦读；

2、或是一捧带着家乡晨露的泥土，遥寄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不解乡愁；

3、也可能是一摞沾满泥土味的民情日记，记录着济困扶贫挥雨露，走村串户历山川的辛勤脚步。

贫瘠的黄土高原，每一条河流，都满载鲜活的故事，寄托着不舍的牵挂，它们不光是地图上一个简单的坐标、生命中一段曾经的年华岁月。

梁家河成为新近提拔的后备干部培训园地，省部级领导灵魂再造的洗涤场。没有身份高低，一律手拿笔记本，坐在小板凳上洗耳恭听。

梁家河成为党员干部灵魂再造的圣地，是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扎根生长的地方，是为民造福的初心萌芽的地方，是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

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心在哪里安放，人就会在哪里绽放。这种梁家河情怀也蕴含着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情感与希冀，是检验党性修养、信仰初心的试金石。

海果汇专家介绍，草帽书记杨善洲退休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他说，入党时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眼闭。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一直把让中国航天的触角能够伸向更加遥远的太空作为自己的梦想，耄耋之年仍然奔走在发射场，一年要穿破几双布鞋。

电磁弹射器发明人马伟明始终信奉我们从不仿造，我们做的都是原创的职业信条，为给新型潜艇造中国心，每一年春节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

人生的脚步一直在路上，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那一颗初心。有诗人这样告诫世人，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好比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有的党员干部在握有一定权力之后，欲望也便潜滋暗长，在名利浮华中背离了初衷，忘记了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人民的公仆，远离了心中的梁家河。

党员干部与心中的梁家河距离有多近，党和国家的凝聚力就有多强，一个党员干部能否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拥戴，不在于其工作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其历经沧桑仍怀有赤子之心，仍怀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梁家河成为党员干部灵魂再造的圣地，习主席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这些年来，梁家河的乡亲也一直记得那个架子车拉得倒好哩、干活从不撒尖儿的好后生，那个带领村民打淤地坝、建沼气池，修梯田、办沼气的大队支部书记。

每个人的生活也同样是一个世界，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奋斗。

愿每一名党员干部心中都有一条深藏心间的梁家河，不忘本色、本来、本源、本根，一直为心中的世界和梦想而战斗。

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这一天，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当天，一条通向梁家河村的柏油公路上，人流汹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个小山村，追寻初心。

梁家河村第一书记杨宝剑对表示，十八大以来，到梁家河参观学习的人数持续井喷式增长，截至7月2日已达190万人次，近两年日均保持在2500人次左右。

到梁家河参观学习的，既有全国各地的各级党政干部，又有普通群众。十八大以来，已有多位省部级领导赴梁家河参观学习。

今年5月12日，陕西省委新一届领导班子产生的第二天，陕西省委在延安举行中心组学习，新一届省委常委会成员集体瞻仰革命旧址，回顾党的历史，现场接受延安精神再教育。

当天活动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率新一届常委班子成员，到梁家河村史馆和知青旧居参观学习，在此之前，陕西已有多位省委常委前往梁家河参观学习。

2016年10月16日，陕西省委常委、时任宣传部部长梁桂到梁家河，参观了村史馆、知青旧居、陕西第一口沼气池等地。

2013年5月16日，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转任陕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5月21日至22日，毛万春履职陕西后首次调研，第一站便去了梁家河。

在梁家河，毛万春听取了村上负责同志对该村产业状况、产业发展规划、农民收入等情况的介绍。

询问村上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参观党员活动室阵地，听取了村上干部对当年知青插队相关情况的介绍。

除了陕西省当地党政干部外，也有其他省市党政干部代表团集体赴梁家河参观学习。

今年2月5日至6日，春节过完刚开始上班，山西省吕梁市委书记李正印率吕梁市党政代表团赴延安市，进行学习考察。

在梁家河村，李正印带领大家参观了梁家河村史馆、知青旧居以及习近平任党支部书记时带领村民修建的陕西第一口沼气池。

听取习近平在插队期间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坚定理想信念、倡导群众路线、为老百姓着想谋利的事迹。

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带领福州市代表团赴延安开展对口协作和学习考察活动。

福州市代表团专程来到延川县，在梁家河村举行捐赠助学基金暨慰问困难群众活动，集中看望慰问了5户困难群众。

福州市晋安区向梁家河村捐赠了100万元助学基金，用于资助、奖励贫困优秀学生，考察了知青旧居、梁家河村安居工程等。

还有甘泉县党政代表团、榆林市横山区代表团、黄陵县党政代表团等多个代表团，赴梁家河学习。

2015年4月，江西赣州市委还向全市下发关于学习梁家河、当好村支书、打好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全市学习梁家河蕴含的精神，加快扶贫攻坚步伐。

党政干部赴梁家河参观时，多会邀请梁家河原村支书石春阳，给大家介绍习近平当年在梁家河工作、生活的情况。

今年6月17日，石春阳给来梁家河参观学习的党员介绍情况，十几个教育培训基地正在梁家河建立，党员干部到梁家河接受培训教育成为常态化。

今年6月4日，梁家河被国家行政学院确定为党性和公仆意识教育基地，并举行揭牌仪式。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在揭牌仪式上说，在梁家河建立党性和公仆意识教育基地，通过实地、实情、实景这些生动教材，将会使更多的学员有机会身临其境、深学细照、感悟践行。

2015年4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在梁家河挂牌成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综合基地，在梁家河村村委会外的墙上挂着很多牌子。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综合教学基地、国家行政学院党性和公仆意识教育基地、港澳青少年学习基地、陕西省干部培训党性教育基地、青少年教育基地、脱贫攻艰教育培训基地等。

梁家河成为党员干部灵魂再造的圣地，全国各地来梁家河开展培训学习教育活动的需求与日俱增。

海果汇专家认为，梁家河是习主席魂牵梦绕的地方，在这里，他和村民们一起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结下了血浓于水的乡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梁家河，向乡亲们感慨万千。

一波又一波参加培训考察的学员和游客来到这座陕北村庄探寻初心，一个又一个在外务工的梁家河人回到故乡，发展乡村旅游。

让梁家河人脱贫致富，一直是梁家河村几代村支书的努力方向。

梁家河村老支书石春阳说，我们这儿搞乡村旅游，核心资源就是知青文化，大家明确了这一点，真正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保护和利用这些资源，发展培训和研学旅游产业。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石春阳为梁家河乡村旅游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发展乡村旅游，梁家河村村委会领导班子没有拍脑袋决定，而是通过聘请一流的专业人员，将乡村旅游开发与扶贫相结合进行科学系统规划。

依靠保留下来的知青旧居、知青淤地坝、陕西第一口沼气池等知青文化资源，借助国家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机遇，相继建设了村史馆、知青文化体验园、苹果采摘园、窑洞酒店、农家乐等一系列项目。

2015年11月，村支书巩保雄从石春阳手中接过了乡村旅游的指挥棒。他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反复沟通，决定将梁家河打造成魅力乡村示范基地、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青少年三观教育基地。

海果汇专家介绍，与村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巩保雄的青年时光并没有留在梁家河村，2009年回到梁家河村之前，巩保雄在延安市内开了10年的出租车。

2009年回来时，村里的年轻人特别少，家家户户都在自家院子里搞养殖，全村人均年纯收入不到1万元。

想要摘掉贫困的帽子，就不能再靠传统的养殖过日子，当时想要在村里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先做个示范，如果自己都赔了，也就没人愿意跟你干了。

2012年，巩保雄在朋友的帮助下开起了梁家河村第一个农家乐，农家乐不经营大鱼大肉的菜品，只卖延安和延川当地的特色小吃。

后来开的农家乐挣钱了，大家才相信搞乡村旅游是有出路的，在巩保雄的带动下，曾经在外打拼的梁家河青年人陆续回来了。

2015年春节过后，梁家河村掀起了一波返乡潮，八成左右的在外务工青年重返梁家河建设美丽乡村，也为治疗大城市病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这股返乡潮中，90后农家院老板梁强是一个典型，2015年5月，梁强带着爱人和女儿回到了村里，投资15万元开起了农家乐，梁家小院。

梁强说，2017年梁家小院生意最火的时候，单日接待70多桌、收入5万多元。

短短几年，梁强从一个打工月光族，成为年收入三四十万元的致富带头人。

随着来梁家河村考察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梁强又在村里开了家自助餐厅，带动了20多位村民就业。

就在梁强回来的当月，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了，旅游公司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梁家河人回归，其中不乏事业有成者。

旅游公司刚成立就一次性解决了村里125人就业，旅游公司总经理王保林说，尽管公司刚成立时困难重重，但是想想当年习总书记在村里插队时，为村里办了那么多实事、好事，就有了精神动力。

为了能将村里的闲置土地和窑洞利用起来，旅游公司通过土地和房窑等资产入股、政府项目投资、公司整体打包经营的方式，对窑洞资产进行规范化经营。

然而对于窑洞的升级改造并非一帆风顺，刚起步的时候，我父亲完全不理解，觉得把窑洞租出去后，将来养老怎么办?

王保林说，还有快80岁的岳母，以前不管天气多冷就喜欢住在窑洞里，不喜欢楼房，后来经过分析利弊、反复劝导，终于说服他们搬进了镇上的楼房。

家人都搬进楼房后，王保林带头将窑洞租给了旅游公司，并获得了收益。

乡亲们看在眼里，心里的顾虑也逐渐消除了。2016年3月和2017年5月，梁家河村32个院子的107孔窑洞以资产入股的形式，全部交由旅游公司改造经营。

村民不仅可以从旅游公司拿到每孔窑洞每年3000元的固定租金，还可以按人口股参与公司利润分红。

通过这种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方式，让越来越多的梁家河人在旅游业的带动下摘掉了贫困帽子。

梁家河村2017年游客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2000多万元。

梁家河村人均年纯收入由2015年的1.52万元增长到2017年的2.08万元，较2014 年将近翻了一番。

2018年，梁家河村定下了全村整体脱贫的目标，将在未来两年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确保与全国人民同步步入小康。

科学谋划蓝图努力补齐短板，梁家河村旅游发展逐渐走上快车道，为了强化顶层设计，及时发现、补齐乡村旅游发展的问题和短板。

2017年10月，刚刚履新延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的申连庚被派驻到梁家河村任第一书记。

通过现代农业采摘游带动产业型经济，通过美丽乡村体验带动服务型经济，通过文化传承、研学游带动培训型经济，切实推进生态宜居和产业兴旺。

申连庚对梁家河的发展思路十分清晰，履职第一书记的4个多月里，申连庚理清了小园区、大景区的旅游发展思路，指导村两委制定了一心三区一带支部引领发展规划。

一心三区一带是指以乡村知青文化保护为核心，打造以现代休闲观光农业与田园综合体为一体的综合示范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与青少年三观教育培训区、生态小流域综合治理示范区，建设全域旅游重要景区。

对梁家河旅游发展面临的短板和问题，申连庚也在持续深入观察和思考。一方面，对现有资源的挖掘仍然不够，另一方面，对陕北地区乡村元素的挖掘还要加强，思想观念也要继续转变。

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遇到短板就要补齐短板。

在综合考虑县镇发展的整体布局和新时期乡村发展的政策机遇后，申连庚带领梁家河人，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方面，制定了梁家河村2018年振兴计划。

重点谋划实施七大类23个项目，项目累计投资额预计将突破1亿元，其中大部分项目将于2018年年内见成效。

海果汇专家认为，尽管每一类别都各有侧重，但是都与梁家河乡村旅游的发展息息相关。

既有针对环境改善实施的改厕项目、绿化、亮化、美化项目，也有为了做大做强教育培训产业实施的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建设项目、青少年科普园建设及农事劳作体验项目。

还有专门针对旅游服务实施的千亩薰衣草庄园项目、休闲垂钓项目以及旅游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立春当天，恰逢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让基层干部感受到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机遇，让返乡创业的农民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看来只有2018年振兴计划并不够，还得谋划更大的计划，做好乡村振兴的中长期规划。

梁家河村党支书石春阳浓重的陕北口音听上去很亲切，回想习近平总书记青年时期在梁家河村插队时的经历，他是当年插队知青中年龄最小、到的地方最艰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非常踏实肯干，非常能吃苦。

大家要看总书记当年面对艰苦的环境是怎样做的，又是怎样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奋斗，怎样了解群众需要什么，怎样为群众办实事的。

看到了这些，就能看到他扎根基层、贴近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就能看到总书记的初心，就能被这种精神所感染、所激励。

中央省部级领导、年轻创业者、基层单位工作人员，全国上下都在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洗涤灵魂提高认识很有必要。

石春阳说，他接触了一些省部级领导，能看得出大家都在认真学习，还了解到全国都在开展烟头革命、厕所革命、行政效能革命，加大了招商引资力度、放宽了户籍政策。

现在真是发展的好时候，发展空间还很大，只要抓住机遇，未来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海果汇专家介绍，石春阳小名叫随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生，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石春阳说，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

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

当时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生活吗？

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

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

1、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

2、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

3、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

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

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

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

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

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

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

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

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

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

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

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

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

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

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

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

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点。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七十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

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

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

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

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点办起来了，这个代销点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

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

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

近平当时只有二十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

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

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点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

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

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

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

壮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

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点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

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

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

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

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

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

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

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

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

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

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

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

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办事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

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

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

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

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

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

近平说，你可以当。

我说。我不行，当不了。

他说，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

我说，我怕我当不好。

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

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

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

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

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

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

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石春阳认为，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有近平这个标杆在那里竖着，要想保持住这个水平，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

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像没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

如果粮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

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

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

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20℃，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

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沼气池。

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

我们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几年。到1987年，我们村通了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

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

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

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

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

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

随娃，你来了！

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

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

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

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

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

我说，是的。

他问，路多宽?

我说，三米五。

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

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

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1点半，饭还没吃呢。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

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

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天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

近平问我，随娃，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

我说，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

近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没什么问题，他就放心了，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

近平又问我，咱们山上现在有啥?

我告诉他，这几年，陆续都栽上了果树，有的开始挂果了。

近平很高兴，就说，那咱们上去看看。

我说，路不太好走。

近平说。没关系，咱们慢慢上。

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园，问，现在咱们种果树效益怎么样?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

我说，效益还不错，只要有销路，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

近平又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

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一千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几年时间树开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

等树越长越大，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咱们这边土地肥力不够，每年能产六百多斤粮食，也就收入几百块钱。

近平很关心村里老人的保障，问我，现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个月都有补助吗?

我说，有，咱们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一个月一百二十五元;随着年龄增加，补助也会增加。

近平又问我，合作医疗覆盖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保障吗?

我说，都有，所有人都在合作医疗保障范围内，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里人到延川县去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区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六十。

那天，我们和近平站在山顶的果园，往四周望去，是一道道沟和一座座岭，一派黄土高原的冬日景象。

近平隔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心里肯定有很多回忆和感想。

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种亲切和高兴。但他在梁家河只能待那么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抒怀和感慨。

他张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收入、医疗、养老……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他的务实和诚恳，看出他心里一直惦念的是什么。

无论近平当年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还是现在是全党的总书记，他的心一直都在我们老百姓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