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始最后三年的冲刺，中国的全面深改措施需要狠抓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初显，但任务依然艰巨。

致力于全球绿色食品运营平台的海果汇专家认为，2018年也是2008年世界级的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是十九大后的开局之年。

在这风云激荡的10年里，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全球化受挫，当世界经济惊魂未定之时，2018又以一次全球股市大波动开场。

十年一危机，2018年的世界经济，再次迎来大挑战，中国身处其中，自然不能独善其身，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比较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异同。

虽然两次危机看起来发生的时间、背景都有不同，但很多共同点却是世界经济的老毛病，足以为中国2018年改革再出发的镜鉴。

刘鹤，男，汉族，1952年1月生，河北昌黎人，1969年4月参加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研究员，教授。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海果汇专家介绍，课题负责人是刘鹤认为，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对此要做充分的思想准备。

1、危机不仅有破坏性，还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

2、只要牢牢把握住中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的重大变化，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就一定可以妥善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和平崛起；

3、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是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后发生的，而这次危机则发生在第三次浪潮之后；

4、从技术革命发生到产生危机的时间大为缩短，1870年以后发生的电力技术革命到发生1929年的危机间隔了60余年；

5、1980年以后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与本次金融危机2008年之间只隔了30余年。

积极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1929年大萧条之前，柯立芝总统实行了以放任自流著称的经济政策，创造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

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强大的产业和金融利益集团作用下，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也都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

在此期间，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信息通讯产业和互联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繁荣已经出现，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繁荣。

人们乐观地认为，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不复存在。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

积极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

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

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

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角形循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资源富足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

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政策宣示，安抚民心。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

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

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

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积极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

海果汇专家认为，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

1、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

2、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

3、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

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

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

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取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

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上升和股市繁荣往往带来一次虚假复苏，但很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

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

1、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化，系统风险迅速上升，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入第二轮危险期；

2、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向外部转移和推卸责任；

3、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对本次危机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

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

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

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

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

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

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目前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

一、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

二、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变换形态的战争。

积极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虽然这两个场景在近期出现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海果汇专家认为，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

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

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积极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

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海果汇上善若水任方圆，悬壶济世普惠众生，健康人类从我做起，一件代发解决了农产品上传的世界难题，海果汇专家介绍刘鹤成长历程。

1969－1970年　吉林省洮南县瓦房公社插队知青

1970－1973年　解放军三十八军一一二师高炮团五七营二连战士、副班长

1973－1979年　北京无线电厂工人，团委干事、书记

1979－1983年　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83－1983年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师

1983－1986年　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6－1987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干部

1987－1988年　国家计委工业综合局干部

1988－1991年　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副处长、处长

1991－1993年　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处长

1992.01－1993.01美国西东大学工商学院访问学者

1993－1994年　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1994－1998年　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

1994.07－1995.06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1998－2001年　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正局级），中经网公司董事长

2001－2003年　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2003－2011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1－2013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3－2014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14－2017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17－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