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平易近人恩重如山，当年，习主席离开了梁家河，却把心留在了这里，离开梁家河40多年的习主席，一见面就叫出乡亲们的小名。

随娃、黑子、铁锁……回忆起和总书记交往的点点滴滴如在昨天，乡亲们说，近平从来没有忘了我们，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重情重义，在他当年读书的校园、在他当年插队的村子、在他当年工作的县城、在他考察调研过的地方，甚至走出国门，都频频听到这个词。

这位黄土地的儿子，心里不仅装着梁家河的父老，也始终惦念着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的乡亲。

陕北高原年味浓，家家户户贴上红色的春联、炸起金黄的年糕，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彻山山峁峁，梁家河村民石春阳说，他总是办群众最需要的事。

7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和梁家河村民石春阳结下了深厚友谊，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又担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他说，总书记留下的无价财富里，有一份财富叫情义。

乡亲们和他可亲啦，常会念起他。石春阳端坐沙发，身后墙上挂着总书记2015年2月来梁家河时的几幅照片，炕头烧得热乎，水在炉上沸腾，小猫在脚边依偎。

窗外，正经历着千百年来的沧桑巨变。

1969年1月，下乡知青习近平来到陕北革命老区，来到这个小山村。那时的陕北，家家住在土窑洞，面朝黄土背朝天。

习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就给贫穷的村子带来了生机。他带领村民修了陕西第一座沼气池，打了灌溉井，办了铁业社、缝纫社、代销店、磨坊……

至今村口最大一块淤地坝，还是近平当年带着我们整的。

石春阳说，总书记给村里留下的设施今天还在用。他总是办群众最需要的事，还留下了一份40多年的情义，暖了全村人的心。

石春阳说，近平把情义看得像山一样重。村民吕侯生的腿因为修窑洞被砸了，习近平收到信，随信寄去500元钱路费，接吕侯生到福建去治病。

不仅救了他一条腿，也救了他一个家。习近平当年和村民张卫庞一个大锅里吃饭，临走前送给他一个自己十分珍视、绣着娘的心的针线包。

2015年2月，近平回梁家河时听说张卫庞种果树，还专门去了一趟山上果园看他。

1975年，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村支书的担子压到了石春阳的肩上。每次见面或写信，近平都会询问村里的近况，村里的发展，他始终惦记着，心里有本账。

这些年，土路变成了柏油路、煤油灯变成了电灯、糠团子变成了白面馍馍、窑洞变成了楼房……说起梁家河变化，石春阳喜不自禁，他家的窑洞也挂上了春阳农家院的门牌。

梁家河现在名气响了，办起了不少农家乐，果树也创出了品牌，村民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平易近人恩重如山，贾大山之子贾永辉说，他紧握我父亲的手流下了泪水。

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期间，习近平遇到一位好朋友、好兄长作家贾大山，工作之余两人经常促膝长谈。离开正定后，贾大山患病，习近平多次探望。

贾大山去世后，习近平撰写《忆大山》一文，深情回忆交往中的感人细节。

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

20年来，《忆大山》一文，贾大山之子贾永辉含泪读了无数遍，每一个字句都能背出来。父亲生前的朋友里，这位常来家里聊天的书记叔叔，让他印象最深也最感动。

1982年早春，习近平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那时候，贾大山在县文化馆工作。

第一次见面临别时，贾大山拉着习近平的手久久不愿放开，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坐坐。

此后几年里，有时书记叔叔到我家来，有时父亲到他那儿去。第二天总会听父亲说起，昨晚又和叔叔聊到了凌晨。

贾永辉童年记忆里，书记叔叔习近平每次一个人步行前来，一点领导架子都没有，冬天总是一身褪了色的衣裳。

贾永辉说，父亲说起习叔叔，常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夸他有思路，敢负责，为正定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在我们全家眼里，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好领导。

1996年，贾大山病重，到北京住院治疗。习近平趁在北京学习的机会抽空去探病。病床上的父亲看到习叔叔，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

快过年时，贾大山出院回到正定。正月初三，没想到习叔叔又专程到家里看望父亲。他紧握我父亲的手流下了泪水。那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10多天后父亲就去世了。

每每忆起习近平和父亲的友谊，贾永辉总是既感动又崇敬，习叔叔说父亲是他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

从他们两人的友情延续中，我看到了党和群众的骨肉深情，看到了党的领袖的高尚品德和人性光辉。

八一学校退休教师陈仲韩说，他能记住每一位老师的名字。

习近平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期间，陈仲韩担任他的副班主任。离开校园至今，习近平无论在什么岗位，都始终惦念着曾经教过他的老师们。

陈仲韩老师感叹，他的感恩之情不仅浓厚而且持久，师生情谊一直在他心中。

2016年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走进北京市八一学校的大门，琅琅书声唤回了年少时的记忆。在学校，他见到当年教过自己的几位老师。

陈仲韩深情回忆说，教书那会我们正青春，如今都迈进了古稀之年。习近平亲切地和我们握手、聊天，他和每一位老师讲话都不一样，能记住每一位老师的名字、特点和往事。

他的脑子就是一个计算机啊，存储量相当大！

那天见面，我说，希望你能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各方面取得更大发展。他说，谢谢你的嘱托，我记在心里。听了嘱托两个字，我很感动。

参观校史展时，习近平在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学校全景图前驻足良久，老校门、老操场、老宿舍，他清晰如昨、一一道来。

平易近人恩重如山，他深厚的母校情结，感染了现场每一个人。

陈仲韩说，当年在学校时，他是一个稳重有想法的男孩，喜欢运动，尤其喜欢踢球。这么多年来他和老师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过去每年都会给我们寄贺卡。

陈仲韩说，第一次来我家，还是他在梁家河插队时。那时我家住平房。我们聊往事，聊梁家河，也聊了很多书籍。后来我去福州看过他。一点架子都没有，一口一个陈老师。

他当时的班主任名叫齐荣先，退休后生病时，习近平也曾去看望过。

焦裕禄之女焦守云说，他一进门就说来走亲戚的。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多年来，习近平常常提起焦裕禄，要求党员干部以焦裕禄为镜。

说起在兰考与总书记的两次见面，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记忆犹新。

2009年，在兰考的家中，焦守云第一次见到了习近平。一进门，他就说，今天，我是来走亲戚的。

入座后，他一一喊出了我们的名字。

焦守云还清楚地记得握手时的细节，他风趣地说，你上过天安门，见过毛主席，还扎个小歪辫。

那天，大家不知不觉聊了很多。

半个世纪，焦裕禄的名字一直牢记在习近平心中，成为他素未谋面的老师和楷模。

1966年，他上初中一年级，第一次听到焦裕禄的事迹受到深深震撼。后来无论上山下乡，还是入学入伍，习近平一直十分推崇焦裕禄精神。

1990年，他在福州工作时，还填词《念奴娇·追思焦裕禄》。

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诗词言志，这字字句句中真切体现了习近平的远大志向、执政理念和为民情怀。

2014年初，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展开，习近平选择了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兰考作为联系点。

3月，总书记到了兰考，他说，我希望通过学习焦裕禄精神，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正能量。

跟第一次在家聊家常不同，总书记的第二次接见，让我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焦守云说，当时我介绍，省里拍了一部关于焦裕禄的纪录片。

习主席平易近人恩重如山，总书记转头叮嘱随行同志，纪录片可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教材。

这么多年，我陪父亲走遍了中国。做宣讲、拍电视，年过花甲的焦守云一直把宣传焦裕禄精神作为责任，她的儿子余音参与创作的音乐剧《焦裕禄》也在去年上演。

总书记浓烈的焦裕禄情结，是共产党人肩上有责、心中有民的生动诠释。我们会把父亲留下来的家风家教传承下去。

老挝同学宋玛·奔舍那说，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人民的爱戴。

他们是老挝革命前辈贵宁·奔舍那的后人。中国在他们最困难的日子里伸出了温暖的手。生活在第二故乡中国，他们重燃生活的希望，在八一学校读书时也结交了习近平等中国同学。

见面前大家商量好了，待会儿要控制好情绪。但一见习主席，却都激动得哭了，我们真的很想念他，也有很多感动和感慨。

去年11月14日，老挝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宋玛·奔舍那和他的兄弟姐妹，再次见到习近平主席，盼他来盼了7年！

7年前那次见面，是习近平到访老挝时的特意安排。而这一次，习近平同样叮嘱要在访问行程里挤时间和老朋友见个面。奔舍那家族常聚在一起聊中国、聊习主席。

宋玛说，一个伟大国家的世界级领导人，百忙之中不忘老朋友，习主席真是重情重义。

男孩子穿的是古铜色灯芯绒衣服，大姐你们穿的还是民族传统的筒裙。

你们当年住在金鱼胡同3号，一些同学老要跑到你们小灶探头探脑，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见面时，习近平的记忆力让他们惊叹，也让他们为这份情谊感动落泪。

实际上我们的命运共同体早就形成了，当年你们到中国来，就是命运共同体。

宋玛念念不忘习主席见面时的这句话，抚今追昔，他感慨万千，我们兄弟姐妹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在中国的学习和教育。

老中关系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离不开两国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和呵护。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们会努力为老中友谊发展、命运与共尽一份力。

习主席领导中国取得了卓越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宋玛深有感触地说，他不仅是一位有勇气、有智慧的领袖，也是一位有人情味、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领导人。这样的人是有魅力的，一定会受到人民的爱戴。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

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

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

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

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

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

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

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

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

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

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

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

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

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

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

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

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

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

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

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

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

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

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

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

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

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

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

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

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

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

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

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

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

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

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