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钟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12月22日下午，钟扬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举行。报告会前，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会见了报告团成员，向钟扬同志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并颁发上海市委追授钟扬同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证书。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参加会见。

致力于全球绿色食品运营平台的海果汇专家介绍，尹弘在会见时说，钟扬同志对党忠诚、心系国家，扎根中国大地，始终坚守科研报国的理想信念，将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钟扬同志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党员干部的榜样，他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上海城市精神的时代内涵。

当前，上海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当好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

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开展向钟扬同志学习活动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实践活动紧密结合，从中汲取新的精神力量，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砥砺奋进，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作出新贡献。

出生于1964年的钟扬，生前系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2017年9月25日，钟扬在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的出差途中，因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年仅53岁。

报告会首先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追授钟扬同志“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决定》指出，钟扬是深深扎根祖国大地的人民科学家，是绝对忠诚的优秀共产党员，是教书育人好老师的楷模，是无私奉献的党员领导干部，是上海“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教授钟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在播放了纪录短片《播种未来》之后，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金力作了题为《不忘初心的追梦人，牢记使命的拼搏者》的报告。

金力曾和钟扬共事多年，他用“追梦”凝练钟扬的一生。金力回忆，2008年，他担任学校副校长之后，生命科学学院很多老师提出应由钟扬接任院长，而钟扬却摆摆手婉拒了，说学院应该在全球招聘院长，这样可以提升全球影响力。

“在他心中，对职务和名利总是看得很轻。”金力说，“他的头脑里，考虑得更多的是社会、是国家，关注的不仅是当下，还有长远的未来。”

以《耸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坐标》为题，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钟扬的第二位藏族博士生拉琼现场缅怀了恩师，“他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以《播种未来的时代先锋》为题，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回顾了钟扬在研究生院任职的五年。他说，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每一项工作成绩都倾注了钟扬的心血。

以《扎根大地的初心力量》为题，光明日报记者颜维琦回忆了自己采访钟扬的经历，她说，钟扬一生的故事，就是种子的故事，“一颗种子，把根深深地扎进泥土，用尽全力拥抱生养它的大地。”

妻子：钟扬对西藏的爱深入骨髓。

当天，钟扬妻子、同济大学教授张晓艳作了题为《在我心里，你永不会远去》的报告，回忆了她和钟扬一起走过的33年风雨历程。

整场报告，张晓艳用语克制，但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许多人热泪盈眶。

他说他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这个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经此大病，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是后来，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加快了。

张晓艳说，尽管对孩子的培养和付出，钟扬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逃避父亲的责任，而是为复旦，为西藏，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那也是他的责任，更大的责任。”

她还表示，钟扬对西藏的爱是深入骨髓的，钟扬让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也是希望有一天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

而家里人商量，准备捐出钟扬的车祸赔偿金，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

当天的事迹报告会由上海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教卫工作党委、复旦大学党委共同主办。

各主办单位负责同志，全市各区、各系统组织、宣传系统负责同志，各学校负责同志和教师代表，基层党员干部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代表约800人参加了报告会。

教授钟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主办方将把报告会现场实况制成光盘向全市发放，并在“东方俊杰网”在线播出。

他曾是中国厅级干部，却突然辞官当教授。可他黑红脸庞，身躯高大，丝毫没有教授的气质，还常常在校园里消失。

有人说他财大胆大，可他突然离世后，人们来到他的家，却被他家里的东西惊的哑口无言！他就是，钟扬。

当时他利用自己的特长，负责所里唯一的一台计算机，他检索出当时国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还和妻子一起做了一个，将计算应用于荷花分类的研究，没有想到这个工作的开端，让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热爱。

后来竟然一路学习还考上了，国外知名大学的生物学博士。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而他不仅义无反顾的回来了，还没空着手！那个年代有人回国，都会给自家带一些彩电、冰箱，而他却把攒下的生活费，都买了计算机设备，回来一并捐给了单位。

他的妻子曾说：我们一起去提货的时候，海关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

可他就是这样的人，头脑里经常想的就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

踏入植物学领域，一干就是十多年，后来优秀的他，成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的副所长，那时他才刚刚30岁出头，已是国家副厅级干部，未来的仕途前景，绝对是看得见的。

可他干部还没做上几天，复旦邀请他，到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当老师，他想都没想就立刻答应了，在他眼里当老师搞研究，比当领导搞人事更有份量。

之后在上海生命科学院，他和同事们一起确定了将要突破的方向：那就是：种质资源的研究。

因为全球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活动，以及未来各种难以避及的天灾人祸，都可能会让某个重要物种永远消失。

所以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全世界各国都有科学家，着手建立起种子库。如今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库，是挪威的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也被称为“末日种子库”。

里面储存着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84万份种子。

假如人类发生核战争，或者有重大自然灾害，这些种子就可以发挥巨大作用，帮助人类快速恢复受损的农业，以来解决人类必需的食粮问题。

种子库的建立全世界都在争分夺秒，收集种子更赖于各国的自然资源。

而我国的青藏高原，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占中国高等植物物种的18%，其中1000个左右，为西藏独一无二的仅有。

而那时他发现，中国这个领域，有超过50%的相关人员，都聚集工作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

在西藏，高端人才几乎没有，种子在西部，搞研究的人，却是在上海的研究所里，那能实际做什么！

于是2001年，他在没有经费，没有团队的情况下，千里迢迢赶赴西藏，自掏腰包，再次从零开始，

启动了寻觅种子的巨大工程。

即使现在，要去西藏也需要极大勇气，才敢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高原反应，才敢去挑战生存的极限，可16年前，他却去得义无反顾，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冒死工作！

采集种子的工作异常艰难，为避免遗传间的杂交问题，每次采集种子都必须相隔50公里。

于是，他每天行进800公里，采集16次种子。长征两万五千里，而他，每年至少要走30000公里。

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钟大胆”，因为不管多危险，多么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在西藏，他还发现，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是“三个没有”：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学科底子极其薄弱。

他说：“这里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

身为科学家的责任心，让他无法弃种子于不顾，而身为老师的责任心，同样让他无法弃西藏教育于不顾。

在了解西藏的教育情况后，他毫不犹豫地就在西藏，建设起生态学科，培养人才。

因为他经常为此自带经费，自建团队，许多人都觉得，他是财大气粗的上海教授，可人们都不知道，他平日穿的牛仔裤都是地摊上买的，只花了29元，背的也是旧书包。

生活中他小气至极，而在援藏教育上，他却慷慨无私，大方得令人难以想象！

为帮助西藏学生开拓视野，他个人出资发起，“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组织80多名西藏大学学生到上海学习。

十几年下来，他自掏腰包，给藏大师生的扶持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元。

西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他不仅帮助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项目，无论是否成功，他都补助2000元。

植物学野外考察多，可每次去野外，他总是身先士卒，一有意外和危险，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学生。

野外采样时有学生缺氧，而他却不顾自己严重高反，把唯一的氧气袋全程让给学生。

为了让学生多睡会儿，他清晨冻得嘴唇发紫，也强忍着早起，为学生们生火做饭，他常开玩笑说：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我这儿，学生就是上帝！

他有很严重的痛风，一次发作，痛得让他发疯，几乎不能行走，可他硬是拄着拐杖，陪学生一起去高山采样。

鼠曲雪兔子被认为，是分布海拔最高的种子，为了采集它，他带领学生，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这也是中国植物学家野外采样的最高高度。

有学生心疼他的身体，劝他好好休息，别再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可他却坚定地表示：正是因为别人认为危险，我才必须去！

正是他的坚持，让全世界仅存于西藏的，三万多棵巨柏全部登记在册，他还通过研究找到可在制香功能上，替代巨柏的柏木，从根本上，为珍稀巨柏筑起了保护屏障。

中国大陆生产的酸奶，至今都是国外进口菌种，这意味着，每喝一瓶酸奶都要给外国人交专利费。

可他找到一种特殊的“种子”，酸奶菌种的实物样本，有了它，中国人就能培养出自己的酸奶菌种。

毫不起眼的“香柏”，经他研究，发现有较好的抗癌效果，还最终通过了美国药学会的认证。

拟南芥，实验价值堪比小白鼠，是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之一。

而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学生，许敏和赵宁每周末坐公交外加爬山路，登上4000多米海拔高峰寻访十年，终于找到一种全新的拟南芥生态型。

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的种子殿堂让人惊叹不已，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里面40%的种子都是由他提供的。他采集的4000多万颗种子，可以存放100至400年不等，每一粒种子都可能在百年后，为全人类带来福祉和希望！

他说：生物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眼前看不到任何经济效益，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它的用途。

但是，它们一百年后可能就会不一样，采集种子就是为了应对全球变化。

假设一百多年以后还有癌症，假设那时候大家发现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于气候的变化，这个植物已经没有了，可到时大家发现了那些我们曾采集来的种子，那个植物不就恢复了吗？

也许有人说，如果一百年以后，这个种子根本就没有用了呢？

他说：那我更期待看到种子没有用的那一天。

这说明那个植物还在，那该多么美好！

他始终坚信：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不仅救活种子，他还在全中国，播下万千复兴中华的希望。

他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培养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在进化生物学等研究方面，西藏与日本、欧美鼎足而立。

他还带出了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名单，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了世界。

他还热情地为科普教育事业做贡献，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了17年，承担了上馆英文图文翻译和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

有人忍不住问他：一个都这么忙的大教授，干嘛还费时间给小朋友们科普？

他却说：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他想要做的事还有太多太多，所以无论何时，他都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投入工作。

他一年飞行次数最高超过170次，有时密集到一周坐10趟飞机，每次出差都选择最早班飞机，闹钟固定地设在凌晨3点，不是用来叫早的，而是提醒自己到点睡觉。

他曾多次累到重病，两年前，他又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后，第一时间，就是口述让人写下这样一封信：

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更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我将矢志不渝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出院后，医生严厉向他发出警告：

一，不能再喝酒，

二，要按时吃药，

三，不能再去高原了。

他曾爱酒如命，没想到，酒说戒就真戒了，而西藏这个瘾，却怎么也戒不了。他只住了十几天院就重新投入了工作，当时半身不遂的他，甚至连午餐盒都无法打开。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经历重病后的他，会有所“收敛”，可他居然更加拼命了，就连他的妻子都拦不住他的脚步。

他说：“西藏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妻子说：对，没错。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做是不够的。

他回答：所以我才要去培养更多当地的人才！有时一天之内，凌晨时分，他在上海工作，而当天深夜，他又在海拔近4000米的拉萨，工作到又一个凌晨。

钟扬躺在ICU病房里坚持工作，而就在车祸发生前的不久，他刚刚到西藏最偏远的，背崩乡上钞希望小学，为那里的学生做科普讲座。

当他看到学校破败的情况时，当即要捐出10万块钱，可校长却拒绝了：“比起钱，这里的孩子更需要的是，像您这样给他们带来科学火种的人。

钟教授，您以后一定要常来呀！”他重重地点点头，答应了。

而他和妻子，也有约定：孩子15岁前，妻子管；15岁以后，他来管。

而就在他车祸前的一周，他们的双胞胎儿子，才刚过完15岁生日！向来一诺千金的他，这次永远失约了！

妻子说：“我和钟扬一起走过了33年，共同经历过很多风雨，唯独没有考虑过生离死别我一直觉得钟扬没有理由走，因为我们上有四位80多岁的老人，下有一双未成年的儿子。”

而直到他去世后，有一些同事上门探望，才发现他家竟是上个世纪的老旧陈设，简陋的家具，老式的电视机，简直难以和他的身份联想到一起，而他常年穿的牛仔裤已经破了洞，……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忍不住热泪盈眶。

教授钟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一百年以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我们的种子还在，它会告诉我们后代今天有关生命的故事。

9月25日上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钟扬教授遭遇车祸，时间为25日清晨5点至6点间，当时钟扬所乘车辆与一辆铲车相撞，造成钟扬死亡。

钟扬曾经的学生、西藏大学教师拉琼透露，钟扬原本计划今天在鄂尔多斯的城川民族干部学院做一场讲座，在路上不幸遭遇车祸。

钟扬原计划于25日回上海、28日去拉萨，往返机票都已买好，真的是苍天无眼，就这样残忍的剥夺了他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