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环境艰难拓展的整整三十年的柳传志，深深体会到改变不了环境，只能做好自己，只有恪守诚信，才能赢得尊重。抗争，或许痛快；生存，才能改变！柳传志变得温和抗压，犬儒、怯懦、圆滑的清晰路径。这个四十岁才开始创业的男人，或许比许多意气风发、动辄开炮的年轻人经历过太多、看过了太多、无奈了太多、隐忍了太多，最终坚韧内敛、沉稳平和，忍人之不能忍，扛人之不愿扛，才有了所谓“在商言商”的今天。

博鳌论坛嘉宾似乎比往年少，许多VIP要“赶场”，柳传志在博鳌三天一共会出现在四场分论坛上，而他的女儿，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柳青也将第一次在媒体面前亮相。
在“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上，作为导师的柳传志一反常态“忆苦思甜”，回忆他的过去，劝谕年轻人面对现实要“有理想而不理想化”。这句话听起来和他一贯的观点一脉相承，接着柳传志讲了三个故事。
故事们的引子是现场肯尼迪家族的传人提及了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柳传志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满耳朵都听到的是“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从来没问过“他为你做了什么”。　　

柳传志说：“在我17岁高三毕业那年，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真的饿得头晕眼花，那是天灾人祸的原因。这时候团支部又来跟大家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希望这个月大家再捐一斤粮票。当时我们一个人定量是一个月32斤粮食，因为肚子里完全没有油水，所以捐一斤粮票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我们都毫不犹豫地捐了，那时候是一心要为国家多做贡献。肯尼迪说这么一句话，美国人民很喜欢；在中国成天说这话，中国人民不喜欢。这是为什么呢？”　　

第二个故事。柳传志说：“我创业的时候，80年代，计划经济的时代。我们响应邓小平市场经济的道路出来办企业。但当时中国的政策和各种法律规范都是按照计划经济定的，会有很大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人会非常的纠结。就是如果你完全遵守法规做事，什么事你都做不通，你要踩红线边缘，就会冒险。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很大的委屈。比如说，在1986年前后，我们创造了一个产品，叫联想式汉化卡，有这个东西就能帮我们大大推销计算机。中国政府的物价局定价，只是把你的硬件成本加上20%就是你的利润，高过这个就要罚款。人的智慧，做软件的智慧完全不算在内，那一年就要罚我们一百多万，我们公司全年利润也就几十万。我就想到局长家里去申诉，但人家不见我们，因为我们是小公司，会受到很多委屈。回来以后我们年轻同事说我们应该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的不公平公布出来。

但当时我脑子里很明白：我现在要办的是企业，我没有这个责任和能力，改变社会的不公平。我们还是适应环境，努力地去请他们尽量减低罚款吧。以后我们还要继续做呢。如果我们当时真的跟海淀的有关部门闹翻了的吧，我的公司就不能存在了。”　末了，柳传志说，现在大家看我都觉得我很温和，脾气很好。但是20年前我脾气非常火爆，那时的同事都知道我着急会把桌子都推翻了。当时就是因为我在第一线干活，很多事情觉得同事做得不好我就着急。

是什么事提醒了我以后不发脾气了呢？后来我们公司进来了一个年轻人，这小伙儿现在已经很有名了。他跟他的部下说：“柳总为什么有人格魅力？柳总能发脾气！脾气能发到点儿上！”我这一听就紧张了，因为如果大家都赛着发脾气，这公司的气氛必然干燥。
从此以后我就拼命纠正自己不发脾气了，这一点我还是改得挺好的，得到了我的家庭和我的同事的一致表扬。改变不了环境，只能做好自己　　三个故事讲完，我突然明白了柳传志变得温和抗压，或者说所谓犬儒、怯懦、圆滑的清晰路径。这个四十岁才开始创业的男人，或许比许多意气风发、动辄开炮的年轻人经历过太多、看过了太多、无奈了太多、隐忍了太多，最终坚韧内敛、沉稳平和，忍人之不能忍，扛人之不愿扛，才有了所谓“在商言商”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