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权力再大，地位再高，危害人民的利益，都要受到严惩，忽视药品监管是要付出代价的，郑筱萸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红尘滚滚，物欲横流，看世间百态，知人情冷暖，观世事变迁，识世态炎凉，诚信缺失道德沦丧，坑蒙拐骗假大空，溜须拍马成了精。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公安机关对长春长生董事长等18名犯罪嫌疑人提请批捕，理由是生产经营违规狂犬病疫苗。

那其他疫苗呢？武汉呢？其他监管呢？后果责任呢？应该慢慢的都得追责吧？ 

郑筱萸说，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

11年前的2007年7月10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10日上午在北京被执行死刑。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2007年5月1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郑筱萸涉嫌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案。

5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郑筱萸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郑筱萸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于6月22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一、二审认定的案件事实。

1997年6月至2006年12月，被告人郑筱萸利用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的职务便利。

接受请托，为八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子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万余元。

2001年至2003年，郑筱萸先后担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期间，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未做认真部署。

擅自批准降低换发文号的审批标准，经抽查发现，郑筱萸的玩忽职守行为，致使许多不应换发文号或应予撤销批准文号的药品获得了文号，其中6种药品竟然是假药。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郑筱萸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郑筱萸对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郑筱萸作为国家药品监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利用事关国家和民生大计的药品监管权进行权钱交易。

置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于不顾，多次收受制药企业的贿赂，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死刑。

其虽有坦白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和退出部分犯罪所得的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

郑筱萸的玩忽职守行为，致使国家药品监管严重失序，给公众用药安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和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情节亦属特别严重，应依法惩处，并与所犯受贿罪数罪并罚。

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遂依法核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被告人郑筱萸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裁定。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此刻，我有许多话想说，这些话对现在活着的人也许“有用”，所以我不想把它带走；这些话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出来我也许会感到舒服一些。

我1944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想我由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最后出息成为一个国家的部级官员，我的人生应该说是很成功的，我对得起父母给予我的这条生命。

随着我职务的不断变换，官越做越大，我给我的父母和家族一次又一次地带来惊喜、兴奋、自豪和骄傲，郑氏家族因我而光宗耀祖。

然而，如今我以这种方式来为我的人生画上“句号”，我成为全国人民舆论的焦点，我被全国人民唾骂，我又使我的父母和家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此时此刻，我真不知该对我的父母，倘若他们地下有知的话，和家族说些什么！

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在中国，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渤海2号油轮”失事，当时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给的是“记大过”的处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兴安岭着火，林业局长的“处分”是辞职；

近期的松花江水质污染，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也是辞职了事；

重庆的天然气泄漏事故，死了200多人，中石油的老总也就是个免职。

因“渎职罪”而获死刑的也有，就是重庆的“彩虹桥垮塌事件”，一名县长被判死刑，但县长属基层官员，和部级官员还没法比。

所以，当一审判处我死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是一般的震惊！我是部级官员哇，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哪！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我认为量刑过重。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这引起了我的反思。

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

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

这个帐我是应该认的。

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

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

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王怀忠临死时就说过：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

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我1968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我应该一直搞业务。

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经是教授了，我会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了！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

我祈求他们能够原谅我、饶恕我，我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

郑筱萸绝笔

二00七年七月九日

疫苗安全，关系到千千万万中国家庭和孩子的性命。

这些天，山东疫苗案一直牵动着公众的神经，随着记者和监察部门的深度介入，一个庞大的疫苗非法经营网络正在浮出水面。

面对疫苗问题，公众再怎么关注都不为过。

随着一篇名为《疫苗之殇》的文章在朋友圈疯转，再次点燃了公众对疫苗问题的关注。该文作者叫郭现中，现在在财新就职。

《疫苗之殇》是郭现中在南都的时候花了3年时间，走遍了全国各地，采访了无数因问题疫苗导致家破人亡的案例之后完成的一篇深度报道。

焦素芳是我在河南商报工作时的同事，同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那时，她负责一个专门写情感倾诉的专栏，每天打开报纸都可以看到一段或缠绵悱恻或惊心动魄的感情故事。文笔就像是她的人一样，细腻而温婉。

她的家庭也一直是我们暗暗羡慕的，除了她自己工作稳定，那个老是被她亲切地叫为“小陈”的老公，憨厚而低调，做一点煤炭生意，早早就买了车买了楼。

2008年我离开郑州进入南都工作，生活的交集少了，共同话题也就少了。

我慢慢淡出了那个圈子，虽然心里依旧留恋，但也仅剩下网上遇见时的简单问候。

后来听说她老公开了家很大的饭店，不久后我出差路过郑州，我还特意去了。嘈杂的大厅里，从夫妻俩的脸上，我看到了明媚的希望。

2010年下半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看到她在网上出现，不过奔忙中的我也没有过多在意。

直到有一天，我们共同的一个好友悄悄告诉我，“焦姐出事了，她孩子打疫苗病重，现在北京住院”。

“什么什么，打疫苗住院？”我闻所未闻。

一个月之后，我正好有机会出差到北京，在空军医院的重症病房里，我看到了以泪洗面的焦素芳，以及她因为服用大量激素而全身浮肿变形的儿子陈逸卓。

为了给孩子治疗，那时他们已盘出饭店，“不够就再卖房子，我只要孩子”。

我找不出更多的词汇，只能附和着，说是的，孩子在，希望就在。但仅一个月之后，就传来了孩子去世的消息。

我震惊了，脑海里忽然想起在病房外的走廊里，她无意间说的一句话：这些病房里还有好几个因为打疫苗住院的孩子。

一想到一对四十来岁的父母失去养到 13岁的儿子，作为旁观者，我的心都痛到痉挛。

我想要一个答案。我想知道到底陈逸卓是孤例，还是真的有那么多孩子也正被疫苗的异常反应折磨。

如果是后者，概率有多大？有没有可能避免？出事了能否赔偿，找谁赔？

我必须要知道，因为，我也会做父亲的。我首先从导致陈逸卓殒命的甲流疫苗开始调查。

从卫生部的网站上，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2009年）6月初，我国各家甲型 H1N1流感疫苗生产企业从 WHO获得可直接用于疫苗生产用毒种。

按照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工艺经过研制、生产出临床试验用疫苗。

7月 22日开始临床试验，经过现场检查、注册检验、审评审批等各个过程，从 9月初开始陆续有 8家企业通过了甲型 H1N1流感疫苗的生产注册申请。

仅仅不到 90天，一支用于上亿人注射的疫苗就高效率地走完了从立项、临床试验到上市的全过程。

对比西方几大疫苗巨头即便坐拥雄厚的研发实力和领先多年的生产工艺，要推出一种疫苗也需要短则半年、长则几年的时间，这种做法形同儿戏。

也正因为如此，甲流疫苗从上市就一直伴随着非议，而且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在市场上销声匿迹，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除了留下一些或死或残的孩子。

不久之后，2010年 3月，著名记者王克勤的调查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刊发，其核心就在于指出了地方疾控对疫苗冷链管理的缺失。

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轰动，再一次引发人们对疫苗问题的忧虑。

然而卫生部在调查之后，一边否认文中提到的大多数案例与疫苗有关，一边辩解说短暂高温暴露不会影响疫苗的安全性。

事情又一次不了了之。再之后就是 2010年 9月开始的全国性的强化麻疹注射，运动式的大规模注射又一次伴随着各地此起彼伏的异常反应报告。

这一次，连疾控中心内部的专家都忍无可忍，不断出来批评卫生部这一举措，上海疾控中心的陶黎纳甚至给当时的卫生部长陈竺发出公开信。

这种宁可重复接种一千，不可遗漏接种一个的一刀切做法已经严重脱离实际，既无法达到消除麻疹的目标，也对广大儿童的健康造成了没有必要的负面影响。

我们国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极为有限，但在麻疹与脊灰控制问题上，对已经常规接种的人群反复做强化免疫接种，浪费大量资源，还有不必要的安全性风险，实属折腾。

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医学博士王月丹也说，这令人遗憾！不过，我还是那句话，这次的强化对于世界消灭麻疹没有丝毫的帮助。

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暂时压制住麻疹发病增加的例数，但这样的运动不断开展下去，就是在滥用疫苗，助长对疫苗免疫不敏感的麻疹病毒蔓延。

最终，反而可能导致加快疫苗免疫保护的失效，引起灾难性的后果。那种加大剂量，增加免疫次数，缩短免疫间隔，就可以增强免疫保护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反对归反对，但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开动就停不下来。短短 10天时间内就给 1.3亿儿童注射完毕。

卫生部表扬与自我表扬，生产厂家赚得盆满钵满，而又一批严重异常反应的孩子在暗处呻吟，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之后的三年我开始利用其它采访的间隙暗暗寻访那些疑似的疫苗伤害病例，没有什么捷径，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一家一家地走访，前后就这样

走访了60多家，足迹遍及全国。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家破人亡的巨大悲剧，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

但是在采访中，我还是不时地提醒自己避免被这种悲伤的情绪左右，从而成为疫苗受害者的代言人。

我不想做任何一方的代言人，我要的是一个真相。查看病历，求教专家，对家长的述说小心求证，找相关病例相互印证，在案例不断的重叠后，答案慢慢浮现了出来。

原来疫苗问题不仅仅是涉及某一种疫苗，也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它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体制性的问题。

从生产、监管、冷链运输到伤残鉴定，再到赔偿，漏洞百出，积弊深重且持续多年，可以说是天灾加人祸。

1、天灾，就是主管部门政策层面的拍脑袋，不做调查研究就一刀切运动式地强制免疫；

2、生产厂家垄断经营，不思进取，在一个被呵护的温柔乡里用三五十年前的技术安然生产今天的疫苗，导致我国的疫苗质量和安全性远远低于国际水平；

3、人祸，就是运输保存环节冷链系统的巨大漏洞和管理缺失，以及医务人员在操作时不能根据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不加甄别的注射。

出事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每个出事家庭的苦难却几乎是相似的。

因为疾控中心垄断了疫苗异常反应的鉴定权，就导致每个出事家庭面对的都是一个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强大对手，几乎难有赢的希望。

求告无门，濒临绝境，上访就成了唯一能做的选择，上访，维稳，再上访，再维稳，永无宁日的苦旅，耗到你绝望为止。

最极端的，辽宁葫芦岛的卡介苗异常反应的家长杨玉奎，先是以寻衅滋事罪在北京被判刑五个月，不久之后回到葫芦岛又被劳教一年。

到期后，又以“劳教期间表现不好”为由增加一个月。

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和程序上的严重非正义，卫生部很清楚，但从来没有真正试图去改变过。

这么多年一直深沟高垒，外人无法窥其一斑，就连疫苗异常反应的数字也一直都是笼统的“百万分之一”。

而真实的数字因为地方疾控的欺瞒可能连中国疾控中心和卫生部也不会知道，我自然也无法知道。

但肯定远远不止于“百万分之一”，起码在我采访的这 60多个家庭里绝大多数的病例是不为疾控中心认可为疫苗异常反应的，很显然，他们也就不在统计之列。

这还不包括在资讯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很多受害家庭并不知道自己孩子身上突然出现的伤残是疫苗造成的。

在《疫苗之殇》见报之后，南都的热线都被打爆了，全国各地很多父母打过来电话反映看完报道才开始怀疑自己伤残的孩子和疫苗相关。

而绝大多数父母在庆幸之余也会心有余悸，仅仅几天时间各大门户网站点击超 3千万，评论几百万，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

恐慌来源于无知。疫苗的风险公众多年来一直被有意无意地蒙蔽着，几乎一无所知。

2013年春天，H7N9汹汹而来，一时人心惶惶，在钟南山院士表态说暂时不需要研制相关疫苗后，网络上一片叫骂之声。

在大家对食品安全的忧虑，对环境破坏的担心，甚至连对最基本的水和空气都忧心忡忡之后，不断累积的不安全感表现在对孩子上。

便是把疫苗当营养品，恨不得给他打上全部的疫苗，好让自己的孩子在多舛的时代里刀枪不入。

于是，每一种新疫苗都是在一种众望所归、翘首以盼的氛围中问世的。此时我觉得，这篇长达3年的调查到了该问世的时候了。

我无意制造噱头骇人听闻，也无意以这些受害家庭的苦难换取同情的泪水，这篇《疫苗之殇》旨在提醒家长们风险的存在，以及推动完善伤害之后的鉴定与赔偿机制。

让那些已经失去健康的孩子和未来希望的家庭，能稍稍好过一些，因为他们不是小数点，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目前来看，我的第一个目的很显然达到了，但卫生部和疾控中心在稿子见报后一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就连五毛们的攻击也显得底气不足。

而不回应，不作为，我的第二个目的就很难达到，虽然，期望一篇稿子改变一些存在多年的现实本来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我之所以还有幻想，同时也是我整篇文章的支撑就是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的一番话，部分国产疫苗质量不达标，监管部门缺少对这些疫苗大规模上市后的系统评价。

有些疫苗质量在大规模人群使用中完全达不到质量标准，与进口疫苗相比，质量档次差很多。

实际上作为主管部门的权威领导他完全没有必要冒着风险揭自己的短，而既然说了，他一定也有着推动整个疫苗防疫产业改革的初衷。

毕竟，这些脱胎于过去卫生部下属的疫苗研发企业多年来与疾控中心利益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仅凭一己之力很难真正触动它。

稿子见报之后，我在疾控中心的线人不断跟我透露着最新的进展，外面看起来的风平浪静之下，其实暗流汹涌。

他们内部在如何应对这篇稿件上的态度上各方也是争吵不休，一直无法达成一致。

而矛盾往往是改变的开始，这座巍峨的冰山会开裂么？我一直保持着这份幻想，虽然我也一直是个悲观的人。

7月 20日，北京地区新确诊一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22日，二级市场生物疫苗概念股集体大涨，至收盘，多支涉生物疫苗概念的股票涨停。

达安基因申报的 H7N9检测试剂盒已获国家审批，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磨推鬼，一旦动起真的，恐怕都要去见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