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扣疯狂腐败盛行，诚信缺失道德沦丧，国家医保社保被贪官污吏巧立名目骗走了，很多强烈商业性质应付国家法律法规的体检，对已经患有癌症却没有感官上不适的病人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回扣吸引了很多企业为自己的员工办理每年一次的商业体检，这些体检项目和体检结果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发病率很高的癌症体检结果依然健康。

很多人因为体检结果正常认为自己很健康，特别是癌症患者，在早期和中期没有任何不适，甚至到了晚期，也没有多大的反应，错过最佳就医治疗驾鹤西行。

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私有化趋势取代了公益性、公平性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方向，药价虚高、医生拿药品回扣的事例不胜枚举，所有公立医院医生拿药品回扣屡见不鲜。

徐州二院骨科主任吴继彬带领的骨科为吃回扣，采用隐瞒，诱导，恐吓，疯狂欺骗患者做腰椎下钢板手术，每年制造的重伤残人员比大型战役退下来还多，骇人听闻令人发指。

回扣疯狂腐败盛行，刺激医生滥用药谋财害命，输液年人均达8瓶，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约138克，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

政府主导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导致权力寻租普遍，腐败盛行，医患纠纷高达10多万起，每年有几万名医务人员被殴打和砍杀，医患矛盾激增，恶性案件层出不穷。

安徽、福建、湖南、重庆、广东、湖北等省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窝案频发，腐败盛行，安徽16家公立医院院长收受药品器械贿赂而落马，出现塌方式腐败。

案件涉及上至局长、院长，下至药械科长、财务科长、采购员、医务人员，查处一案牵出数案，查获一人牵出数人甚至数十人，形成窝案串案。

大医院门庭若市，医疗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在政府强力监管下并未能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人员待遇和设备、硬件得到提升，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反而下降。

我国医疗保险覆盖超过95%的人群，保障水平低，医保基金入不敷出濒临崩溃，2017年新农合的累计结余将为负数，至2020年支出将比当年筹资超支15.38%。

从药企到医院，药品、医疗器械的整条购销链都面临着不断升级的反腐败、反商业贿赂的监管压力，不乏自我整改，药品生产、销售企业和药代们还在不断寻找新的回扣方式。

行业风向变动最先体现在医药代表身上，一些此前高收入的同事移民了，加拿大和新加坡是他们的首选地，有一个大药品经销商，欠了下游小经销商企业500多万元，就拿着医院的回款跑了。

​这些遁走的药代，基本都是年收入能过百万元的中高层，而很多基层药代还在苦撑着，一家北京三甲医院的新规是，所有药代只能每周二进入医院，对医务人员进行用药培训。 

回扣疯狂腐败盛行，​劳者不得官富民穷，游走于各医院的药代，试图在新规中寻找生存空间，有很多药代乔装成外卖人员，或者快递员进入医院，与业务科室负责人接触。

在省级药械采购中标后，药企获得进入公立医院的入场券，不过是一场抢滩市场的殊死搏斗的鸣枪，同一品种的药，可能有好几百个同类型产品可供医院选择。

面对完全倾斜向买方市场的天平，药企只能进行二次、三次公关，以高药价、高让利、高回扣的方式参与竞争，想做一名挣到百万元以上的药代也不容易。

​要摸清相应的科室使用药企旗下药品的规模，就是统方，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信息技术科职工熊斌，收取供药商前后支付18万元统方费。

熊斌为供药商统计并提供其销售往第三医院的药品信息，包括开具处方的医生姓名、药品名称、药品数量、药品金额等内容。

药品要进入医院，后续至少还要打通主管药务的副院长、药剂科主任和科室主任，这一环节仅通关至少要30万元，

除了好处费和回扣款，请托事项、节日问候礼金等都是维系药企和医务人员的纽带。 

药代初期，手头拿着现金和购物卡穿梭于各家医院，这类实际的、肉眼可及的利益在中小城市的医院更易被接受。

大城市的医务人员考虑到能力提升和个人前途，可能更看重资源积累，一般是通过学术会议、学术支持等形式达成，药代玩得最溜的一项经典伪装就是“学术会议+旅游”。

邀请医院主要业务负责人参与学术会议，以支付报酬的形式给予好处，规范医学学术合作，被纳入监管部门的年度重点专项治理领域。

国家卫健委等九部委联合严格规范医学协会、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与医药相关企业间的学术会议、科研协作、学术支持、捐赠资助行为。

要求建立学术合作事前公示、事中监管、事后备案的全流程管理制度，问题是这样的强监管并没能杜绝所有桌子底下的交易。

与打击其他回扣方式不同，很多医院自身并没有支持医生参与学术会议、科研等的经费，药企与医院在这方面的合作格外默契。

药企之所以热衷举办医疗学术会议，主要是出于扩大药品知名度及影响力，这个过程确实存在不合规的情况，甚至商业贿赂。

所有程序、账目都是合规合法的，都知道其中有猫腻，药企通过学术会议等形式推动了医学交流，给医生提供了交流用药心得、药品疗效、安全用药的平台，以学术会议、科研资助等方式行贿医务人员。

销量，对药企是生死存亡问题，没有回扣就卖不出去药，企业真的是活不下去，缺乏创新药，依靠销量取胜的中国药企，在短时间内难以翻转靠院内推销为王的模式。

​回扣疯狂腐败盛行，受到法律制裁的医务工作人员层出不穷，不乏医院院长落马事件， 海南万宁市和乐中心卫生院一名医生，举报自己和卫生院的其他医生收药商回扣。

该医生附上了自己收受回扣的清单，自称开药少，平均每月拿到的回扣在1000元左右，上至三甲医院院长，下至基层医院医生，围绕药械回扣的畸形案例数不胜数。

有的医生一个月最高可以拿到1.5万元的回扣，这家卫生院管理层视而不见， 促使医生自杀式举报的具体缘由不得而知。

天津市监察委员会在6天内连续公布了3名医院院长落马的消息，海南省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李灼日被双开，长沙市纪委监委公开对长沙市第四医院党委委员、院长段晓明立案审查调查。

广西来宾市纪委监委公开市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文彬被双开，烟台毓璜顶医院原副院长于国平、烟台市烟台山医院原副院长张光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原副院长曹友德接受监察调查，温州市连续公布两家三甲医院主要领导被开除公职，原安徽省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金玉莲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金玉莲已经退休近半年被安徽省监察委查处，她在医疗卫生系统工作40年，曾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优秀医院院长、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等称号。

在法院审理认定的1161.1万元人民币、4000欧元的受贿金额中，其中与药品器械采购有关的受贿金额达249万元人民币和4000欧元，涉及9家药品代理销售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和员工。

2009年至2017年，合肥弘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高亚清为其代理的喜炎平等药品找到金玉莲，请其在药品采购及结算货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金玉莲收受高亚清贿送的25万元现金。 

金玉莲于2015年10月，两次退还安徽文丰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文建国共50万元现金。2016年、2017年由于关联人士被查，金玉莲又几次主动退还部分受贿款。

直至2018年退休，金玉莲仍在收受贿款，有的医务人员不仅不能控制受贿的欲望，还兼职做起了药品销售代理，甚至动员全家卖药。

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孙志龙在与医药代表交往的过程中，目睹这些医药代表学历不高、收入高的现状，挣钱又这么容易，就动起了做药的念头。 

最初，孙志龙结识了海南木华药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开始帮助这家公司在富阳二院引进并销售注射用氨曲南、灯盏花素等11种医药用品。

孙志龙从这家公司获得高达药品价格45％左右的回扣费，先后以表弟、表妹或者朋友的名义出面卖药，暗地里都是孙志龙一个人在操控。

从卖药到事发，11年间，孙志龙利用职务牟取利益，先后196次非法收受海南木华药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某、医药代表王某所送的好处费，共计逾1676万元人民币。

2019年4月，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孙志龙犯受贿罪一案，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

以药养医​滋生回扣，医疗机构对患者实行按项目收费，医疗机构过度诊疗，医疗服务实施行政定价普遍偏低，医疗机构只能卖药实现营收，固化医疗机构的卖药收益，使医疗机构只能卖高价药。 

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是根治药品回扣的最好抓手，通过药品和高值耗材的采购改革，来挤压价格中的水分，医保支付费用降低，节省的资金可以投放到医疗服务上。

逐步提高诊疗、手术、康复、护理、中医等医疗服务价格，目前，山东、广东、福建等省份已明确规定每年进行一次价格调整，医院通过医疗服务的收入增高，医护人员也能从中得到好处。

医保局掌握支付资金，其代表参保者，就各类医疗服务与医院签订打包付费契约，以一口价取代之前的按明细付费，促使医院尽力降低治疗成本，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市场和药品零售市场上的双向垄断地位，主管药物的医院负责人和药剂科主任收受回扣，没有这一垄断地位，药品的批零差价空间会非常小，相关人员没有收受回扣的利润空间。 

医院、医保、患者、药企就像一桌四人麻将，只要回扣还在，输家显而易见，管办分开大力发展民营医院​，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对医院院长的有效激励约束。

回扣疯狂腐败盛行，劳者不得官富民穷，各种骗人的教育培训机构多如牛毛，医生普遍是高学历，无职权的普通医务人员只要能拿到养家糊口的工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