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打工流浪，工人失业下岗，大学生毕业没有人要，高考依然火的不得了。今年春节时期，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引发了关于乡愁的争议。

其实，这种乡愁寄托文字，这些年虽然说不上汗牛充栋，也是数不胜数。但是，除了少数的高质量反思文字，大多如蜻蜓点水，也居高临下，或者一厢情愿。

我对农村问题有着远较一般人深的关切。作为出身农村，至今父母兄弟仍在农村生活，自己也每年多次回家走访的人，我的根深扎在故乡农村的土地上，自认为至少对于我故乡农村的认知，有着独特性，既拥有着一般调查人员和记者无法掌握农村变化的真实信息，也有着媒体工作者所拥有的对其他农村地区的书面了解，既看到农村的自然凋敝和政治摧残，也看到了工业化的巨大魔力，以及隐含的贪欲魔鬼，既有亲历，也有旁观，既有切身的利益关联，也有退后一步的冷静思考。

这也是我对于建嵘《访法札记》这本书感兴趣的原因。

于建嵘在他的这本书里，主要介绍了欧洲农业大国法国的农村和农业生活，尤其是法国政治体制中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及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我印象最深的是，同样是农业大国，法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之高，其对法国乃至欧盟政治影响之大，是中国社会完全无法理解和想象的。

《访法札记》介绍说，2007年，法国农户不足60万家，农业人口仅占法国劳动力总数的3%，农业产值大约63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

但是，法国农民却是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中的一支。

于书援用法国社会学家埃尔维厄﹒贝特朗的观点：“要想在法国当个杰出的政治家，你必须一脚踏在巴黎，一脚踏在农村”。

于建嵘书中提到听法国人说，在法国要当选总统，就要喜欢喝酒、女人和农民。尽管是调侃，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法国的政治现实。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2007年，中国乡村人口数量是7275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55.1%；2007年农业生产总值达到2891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1%。

但是，在中国，尽管每年政府新年的第一号文件都给了农村，农村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糕。农村的溃败正在加速，农民成了谁都可以掠夺欺凌的对象。彼时我正在南风窗任上，所见所闻，无不令人惊心。

何以法国农业产值比重那么小，农业人口那么少，也没有每年一道一号文件保驾护航，但法国农民却如此深的影响着法国政治？

《访法札记》告诉我们，这与法国农民高度的组织化紧密相关。

法国的工人和农民可以同时加入不同的工会和农会组织，各组织之间有一定竞争性。这些组织向上为会员争取权利，向下做好会员服务，谁能更好地为会员服务，维护会员的权益，会员就多。

《访法札记》向我们介绍，法国主要有四种农民组织：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公会、农民协会、农业议会，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制度化的设计，比如申诉专员制度，来保障农民权益。申诉专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制度，听起来有些像中国的信访制度，但实际上完全不同，它的力量来自媒体。如果行政部门不配合，不提供应该提供的有关资料，申诉专员可以诉诸舆论，进行宣传，予以公开说明，“这是我们的武器，是个原子弹”，一旦到媒体告发他们，这个部门也就完了。

这就是法国农民影响力的奥秘所在：有利益的博弈和表达，也有相应的组织化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各级机构中的代表出身农民，关心自己的切实利益，还有媒体的监督，等等。

而在中国农村，鼎革之后，政治对农村进行了格式化，彻底摧毁了传统的宗族组织对个体利益的维护。而人民公社时期的组织化，是完全服从于政治利益的，它不仅没有维护农村农民的利益，相反，却是政治战略掠夺农村的急先锋，直到今天，农村的政治架构设计，虽然换了名字，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旧制度的余孽。

虽然今天在各级组织里，也有所谓农民代表，但是，很难发现真正代表农民利益，为农民说话的人。农村政策的制定，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也是今天中国农村愈益衰败甚至溃败的重要原因。

因为人员的迁徙流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也会出现自然的衰落凋敝，但是，今天中国农村的溃败，基本不是自然过程，而是政治设计造成的。

没有政治权利，没有组织权利，没有谈判权，没有自由交易的权利，只有卖苦力的权利，只有政府组织和政治的一意孤行，如今还有和资本合谋的贪婪，这就是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原因。不改变这些，农村农民就不可能有出路，只有绝路。

原子化的个人，如何与政治、工业化、城镇化相抗衡？只能眼睁睁看着被蹂躏被掠夺。这是中国农村的悲剧所在。

这个悲剧，目前主要是农民在承担，但以农村为壑，掠夺农村的后果，终究是要有整个社会来承担，无论是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

除此之外，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社会流动性加剧后，那些离开了土地的人，在城市很难落脚，而故乡也回不得，那些人中的年轻一代，他们受过一定教育，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已经不再像他们的父辈祖辈那样忍辱负重，他们漂在社会上，不要小看，这股力量最终将决定着这个社会走向和命运。

著名记者罗伯特﹒D﹒卡普兰在1999年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的来临》一书中悲观地预言：“随着难民流动加剧以及全球范围内农民涌入城市——把城市变成了大乡村——国界的意义减弱了，此后更多的权力落入了教育程度较低、较没文化的群体之中。”

中国年轻一代大多出自农村的漂移的打工群体，他们与《访法札记》中谈到的巴黎郊区骚乱主体是来自非洲裔的穆斯林移民不同，也与卡普兰提到的难民不同，他们本来是这个国家的人，祖祖辈辈都是，但却无法享有应有的权利，这才是可怕的隐患——“环境稀缺性会闪动现存的仇恨并影响权力关系”。卡普兰警告说。

可以说，《访法札记》一书，虽然谈的是法国农村问题，但是对于中国却是“他山之石”，值得真正关心中国农村关心农民你也包括关心自己命运的人了解。